盧名揚名字打分

⑴ 巴塘之亂的巴塘事變的發生背景

巴塘是康區南部重鎮，地處四川西部川、滇、藏三省區交界地，為川藏大道咽喉。元以來為土司統治地方。明代一度為麗江木土府所轄。明末青海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入據康區，派第巴（又稱營官）駐巴塘、里塘，徵收賦稅。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派三路大軍入藏，驅逐禍亂西藏之准噶爾部，四川永寧協副將岳鍾琪率兵2000為先行，擒斬里塘第巴達哇蘭占巴等，巴塘第巴喀木布投降，和碩特蒙古勢力退出康區。清政府在巴塘設立糧台（又稱軍糧府），以縣級官員充糧務委員（簡稱糧員或糧務）負責輸藏的糧餉轉運，兼理地方土司、政務。又設駐防都司、專汛千總各1員，專司台站文報；外委1員，負責稽查金沙江渡口；以流官例，任命當地土頭為宣撫使司1員，副宣撫使司1員（即所謂「巴塘正副土司」）管理地方，其下轄六品土百戶7員。②（註：雍正七年（1729），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巴塘、里塘正副土官原無世代頭目承襲，照流官例，開缺題補」。）
雍正四年（1726），勘定川、滇、藏邊界，巴塘正式歸屬四川省。至改流前，巴塘地方包括現今巴塘縣全境和西藏芒康縣的鹽井地區以及今得榮縣北部、白玉縣南部的部分地區。
巴塘地處金沙江河谷，海拔較低，氣候溫和，土地肥沃，是康區主要產糧區，素有「高原江南」之稱。因此，清政府在川邊興辦墾務時，首先選中巴塘作為試辦墾務之地。
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廷因「有人奏：川藏危急，請簡員督辦川邊，因墾設屯，因商開礦」，諭令四川總督錫良「查看情形，妥籌具奏」。錫良認為「惟巴塘土性沃衍，宜於種植。擬在該處先興墾務，需以時日，或期底績。至因墾為屯之議，未敢先事鋪張。商、礦兩端，目下更難大舉」。①（註：《清實錄·德宗實錄》[Z]，卷519，第8—9頁。）清廷同意錫良所奏。於是，錫良命巴塘糧員吳錫珍、都司吳以忠，以「奉旨開辦，毋稍觀望」，責成巴塘正土司羅進寶、副土司郭宗札保和丁林寺堪布傲拉扎巴將擬交開墾之土地劃出「指實」，並勘定界址，供墾務專用。當時巴塘正副土司「均遵命具結」，「並無異言」，只丁林寺以「所管土地除牧場外，並無可墾之荒山荒地」，予以抵拒。吳錫珍等認為巴塘「三曲宗」已有其二贊成，「不患無其一，盡可次第辦理」，②（註：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吳錫珍、吳以忠：「巴塘土司會稟投具墾務切結」。轉引自梅心如：《西康》[M]，「三曲宗」指巴塘正土司、副土司和丁林寺，三股勢力集團。）便開始招募墾夫在巴塘試辦墾務。
與此同時，新任駐藏幫辦大臣桂霖「條陳藏事三端」，提議在川邊地區招募土勇3000人，加以訓練，派往西藏「分起扼要，輪流換防」，並將駐藏幫辦大臣移駐於察木多（昌都），「居中策應」。清廷認為其「所陳辦法，不為無見」，③（註：《清實錄·德宋實錄》卷521，第13頁。）命錫良與駐藏大臣有泰和桂霖等「會商妥籌，奏明辦理」。於是在川邊開始了招募土勇的練兵工作。
光緒三十年（1904）六月，英國遠征軍在榮赫鵬率領下侵入拉薩，逼迫西藏地方政府官員訂立城下之盟的「拉薩條約」。達賴喇嘛逃到庫倫（烏蘭巴托），欲求俄援。面對英帝國主義加緊在西藏進行的侵略活動，清政府一方面堅決不承認「拉薩條約」，派唐紹儀為專使赴印交涉；一方面也感到「經營川邊」以「固川保藏」的必要，遂採納「經營四川備土司，並及時將三瞻收回內屬，以為藏援」的意見，決定將駐藏幫辦大臣移駐於察木多，並命新任駐藏幫辦大臣鳳全於入藏沿途「就近妥籌經邊各事」。由於川邊地方系川屬之地，為了鳳全能便利處理，光緒三十年八月清廷又頒布上諭：
西藏為我朝二百餘年藩屬，該處地大物博，久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脅番眾立約，情形叵測，亟應思患預防救補，籌維端在開墾實邊，練兵講武，期挽利權而資抵禦，方足以自固藩籬。前有旨命鳳全移駐察木多。西寧辦事大臣昨已簡放延祉。所有西藏各邊，東南至四川、雲南界一帶，著鳳全認真經理；北至青海一帶，著延祉認真經理。各將所屬蒙番設法安撫，並將有利可興之地，切實查勘，舉辦屯墾畜牧，寓兵於農，勤加訓練；酌量招工開礦，以裕餉源。目前所需經費，著會商崧蕃、錫良妥籌具奏。該大臣等均經朝廷特簡，才足有為，務即盡心籌畫，不 避艱難，竭力經營，慎重邊圍，用裨大局，庶付委任。功多厚賞，其共勉之。④（註：《清實錄·德宗實錄》[Z]，卷534，第11頁。）
按照這一諭旨，清政府明確賦予鳳全「經理」川滇邊的職責。所謂的「經理」，即推行屯墾、練兵與招商、開礦等新政。因此，一些關於巴塘事變論著中認為鳳全因貪圖巴塘氣候溫和而滯留不入藏的說法，其實是一種誤解。鳳全在巴塘練兵、開墾等，原本是履行清廷給予的職責。
其二是，將章谷改土為屯。光緒三十年（1904）八月，根據錫良奏請，清政府仿照懋功五屯成案，廢除章谷土司，設立爐霍屯，以州縣官充任屯務委員，兼管朱窩、麻書、孔撒、白利及東谷等土司，隸於打箭爐廳。「將土司原領銅印、號紙並即同繳銷」，形成「改土歸流」和「以流制土」的管理體制。此舉雖由錫良奏准，但實系出自鳳全之意。鳳全認為「籌辦川藏事宜，屯練實為急務，而爐霍適當川藏之沖。欲保前藏來路，當自經營達木、三十九族始；欲保川疆後路，當自經營新設爐霍屯始」。⑤（註：《清實錄·德宗實錄》卷537，第13頁。）他還准備將爐霍屯作為「屯練」的主要基地。並「將德爾格特（即德格）留土職，設漢官，並令沿途土司均受約束，聯為一氣」。這一舉措雖然給後來康北改土歸流打下了一定基礎，但也使當時川邊各土司心懷不安，擔心失去固有的權勢。
其三是，再次籌劃將瞻對收歸四川管理。瞻對（今新龍縣）地處康區中部，界於川藏南北兩條大道之間，清代歷為「邊患」。同治四年（1865），瞻對土司工布郎結侵擾大道，清廷命川藏兩地派兵合剿。亂定後，清廷將該地賞給達賴喇嘛管理，命其派堪布建廟化導當地人民。但瞻對人民不奉黃教，西藏地方政府派代本一人，率兵駐扎瞻對。之後，隨著清朝日漸衰落，西藏上層統治集團開始以瞻對為「跳板」，企圖侵佔川邊備土司地方，引起川邊社會動盪不安。光緒二十年（1894），四川總督鹿傳霖提出將瞻對收歸川管，次第經營各土司的建議。清政府最初積極支持鹿傳霖的收瞻舉動，一度將瞻對收歸川屬。但後來因達賴喇嘛的請求和駐藏大臣文海、成都將軍恭壽的聯合反對，清廷又罷黜了鹿傳霖，將瞻對仍賞藏。光緒三十年（1904）英軍侵入拉薩，達賴喇嘛外逃後，清廷為經營川邊，再一次提出收瞻問題，命錫良與有泰、鳳全會商收瞻歸川問題。有泰因懼引起藏中動盪，堅決反對收瞻。鳳全為經營川邊計，則力主及時收回瞻對①（註：劉廷恕：《不平鳴》[M]。）。川督錫良「心無主宰，托諸空言」。②（註：同上。）清廷決定由鳳全於赴藏途中「就近辦理收瞻之事」。「鳳全檄令打箭爐文武，告諭三瞻，覘視向背」。駐瞻藏官則以「必俟藏中檄調，始肯離瞻」相拒。西藏地方政府聞訊後，一面「密諭瞻番，修備兵戎，嚴防碉隘，防川師之潛襲」；一面向清政府遞交「闔藏公稟」，要求瞻對繼續歸藏管理。而「關外土司喇嘛等，因瞻事風謠煽布，蠢起抗爭」，「里塘僧土竟敢要挾文武，逼釋盜匪，揚言瞻酋派隊圍犯里塘。」③（註：《錫良遺稿·奏稿》[Z]，卷1，「復陳籌議收瞻折」。）在此情況下清廷對收瞻問題又猶豫不決起來。
清政府的這些舉措都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巴塘事件的發生。此外，在巴塘事變發生前，川邊爆發的「泰寧事件」也對巴塘事變的產生有著一定影響。
泰寧又作泰凝，在今四川道孚縣協德鄉一帶。清雍正六年，因西藏不靖，清廷將七世達賴喇嘛移住於此，建惠遠寺供其駐錫，劃附近71戶人民歸寺屬，用以供養該寺。雍正十二年達賴喇嘛返拉薩後，此寺住持仍照例由拉薩三大寺委派，屬民逐漸發展到近百戶。河埡分為上、中、下三河埡，為泰寧寺屬之地，在雅礱江一支流岸，沿河多有金砂。清代以來，川邊金夫多有買通僧人私往淘採的，凡淘得者均須向寺廟繳納稅金。光緒年間金苗甚旺，寺廟收入頗為豐厚。光緒三十年十月，有商人向川省礦務局申請在河埡開金廠。鳳全和錫良想增加邊地稅收，便督促打箭爐廳准令商人開辦，並派官弁前往彈壓。由於金廠的開辦直接傷害了寺廟、僧人的利益，故剛一開辦，便遭到泰寧寺僧人率當地人民阻拒，雙方發生沖突，金廠被毀，金夫數人被殺。劉廷恕派都司盧名揚率綠營兵一哨前往鎮懾，又遭到當地人的偷襲，全部被殺。「瞻對藏官亦暗助泰凝寺為亂」，派出馬隊至道孚界上示威。
川督錫良聞訊後，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廿一日奏派四川提督馬維騏率兵五營進駐打箭爐，「相度事機，再行進發」。馬維騏三月中旬抵達打箭爐後，即逗留不前。三月十七日，錫良得知巴塘事變後，責命馬維騏迅速進軍解決泰寧問題，以便回軍征剿巴塘。四月十三日，馬維騏分軍三路進攻泰寧，「喇嘛即棄寺而逃」④（註：查騫：《邊藏風土記》手抄本，卷1。查騫，字介休，安徽懷寧人，光緒三十一年任里塘糧務。泰寧事件和巴塘變亂時他正在川邊，比較了解真實情況。）。泰寧事件雖與巴塘事變無直接聯系，但由於此前打箭爐廳的駐軍均集中於應付泰寧之亂，忽視了巴塘方面亟待增添軍力的問題，以致巴塘兵力不足，鳳全被困後待援不至。同時，泰寧開礦，政府與寺廟爭利的情況傳到巴塘，對丁林寺等也必然會產生負面影響，進一步加劇了它們對巴塘開墾、練兵的反抗。

⑵ 杜栐和這個名字打分

姓名得分：96（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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