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國名稱的來歷
中國一詞最早見於西周初年的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同時又以「華夏」、「中華」、「中夏」、「中原」、「諸夏」、「諸華」、「神州」、「九州」、「海內」等的代稱出現。「華夏」一詞最早見於周朝《尚書·周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書經》曰:「冕服采裝曰華,大國曰夏」。《尚書正義》註:「冕服華章曰華,大國曰夏」。「華」,是指華麗、興旺;也有說上古華、夏同音,本一字。《左傳》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華是指漢服,夏指行周禮的大國。
故中國有禮儀之邦、衣冠上國之美譽。而漢語中的「中國」一詞,最早指西周京畿地區,後演變為黃河流域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中國以外則稱為四夷,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中國是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四夷是居天地之偏者。
漢代始建蠻夷邱,並使漢字文化圈正式成型,南北朝建四夷館,明代四夷館,內分八館,曰:韃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自近代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作為東亞文化宗主的局勢逐步被打破了。
(1)中國這個名字的由來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來:
抗戰時期,毛澤東曾經多次闡述將來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含義。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1949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明確宣布:「一九四九年將要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並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第三條第五款為「提出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之方案」。 同年6月19日,新政協籌備會第四小組討論時。
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國號提出質疑。他表示國名太長,建議去掉「民主」兩字。最後採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年9月27日,政協一屆全會通過決議正式定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去掉國號後面「中華民國」的簡稱。
自此之後,政協會議通過的大會文件,就完全去掉了「中華民國」這四個字。新中國成立後,「中華民國」在人們習慣性稱呼中漸漸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
2. 中國 ——這個名字的起源
華夏族人稱其四境民族為蠻、夷、戎、狄,而自稱為「中國」。
「中國」一詞最早見於周代文獻,後來隨著所指對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義。大致說來,有以下六種概念:
一是指京師(首都)而言,如《詩經·民勞》註:「中國,京師也」。
二是指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如諸葛亮對孫權說:「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
三是指中原地區,如《史記·東越列傳》:「東甌請舉國徒中國」。
四是指國內、內地,如《史記·武帝本紀》:「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五是指諸夏族居住的地區,如《論語集解》:「諸夏,中國也」。
六是指華夏或漢族建立的國家,《史記》、《漢書》經常出現這樣的稱謂。所以自漢代開始,人們常常把漢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稱為「中國」。
正因為如此,當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便以「中國」自居,如鮮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稱「中國」,將南朝叫作「島夷」;而同時漢族建立的南朝雖然遷離了中原,仍以「中國」自居,稱北朝為「索虜」、北魏為「魏虜」。又如在宋代,遼與北宋、金與南宋彼此都自稱「中國」,且互不承認對方是「中國」。
世界文化中的「中國」名稱考
古代印度、希臘、羅馬等國人,尊稱中國為Cina、Thin、Sinae,許多發達國家幾乎都用與之音近的名詞來稱呼中國,中文譯音為:支那、脂那、至那、希尼、震旦等。這些都是「秦」字的外文對應,或以為從「絲綢」的「絲」讀音而來,也有人認為源出「瓷器(china)」或閩南話的「茶」。
俄羅斯將中國叫「契丹」,顯然另有來源。契丹族建立的遼朝,武力強盛,控制著整個蒙古高原及其周圍地區,鐵騎所至,所向無敵。而當時剛剛興起於東歐平原的俄羅斯人,初聞東方惟有契丹,故稱中國為「契丹」,並沿用至今。
3. 中國這個名字的由來
"中國"一詞的由來
我國古代,"國"字的含義是"城"或"邦"."中國"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周代文獻中,"中國"一詞有五種不同含義:一指京師,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統治的王國;三指中原地區;四指國內,內地;五指諸夏或漢居住的地位和建立的國家.
自漢代開始,人們常把漢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稱為"中國",兄弟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有稱為"中國".南北朝時期,南朝自稱為"中國",把北朝叫做"魏虜",北朝也自稱為"中國",把南朝叫做"島夷".遼與北宋,金和南宋,彼此都自稱"中國",都不承認對方為中國.
嚴格地說,古代"中國"是一個形容詞,而不是一個專有名詞.當然,歷史上的"中國"並不等於今天"中國"的范圍.我國古代各個王朝都沒有把"中國"作為正式國名.漢朝的國號是"漢",唐朝的國號是"唐",以後建立的王朝國號有宋,遼,夏,金,元,明等,清政府與外國簽訂的條約上簽署的國名是"大清".他們的國號都不叫"中國".
直到辛亥革命以後,才把"中國"作為"中華民國"的簡稱.全國解放後,我們也把"中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現在,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的最初意思是什麼呢?中者,天下之中心也。國者,大都城也。『中國』的最初的字面意思是位於天下之中心的大城。『中國』是華夏君主所駐的城市。華夏正統帝王代表其統治下的華夏帝國,『中國』也就衍伸為華夏國家。『中國』自上古(不晚於周朝建國時期)就是華夏國家總體的代稱,華夏兒女在夷蠻之人的眼中口中就是所謂的『中國之人』。此類記載遍布華夏和非華夏的文字記載。
把『中國』作為中國的名稱的歷史縮少為民國建立以來的不足一個世紀,是國內的賊虜和海外的倭奴等賤族的『陽謀』。凡我華夏兒女皆應牢記『中國』是中國3000年的國家稱號。為何倭奴打敗虜清後非得硬造出『之 那』這個詞來指稱中國呢?因為倭認為他們已經比中國強了,中國已經不配稱為『中國』了,因為『中國』的意思是華夏國家是天下的中心,其他周邊國家是蠻夷藩屬。
中國的來歷
根據於省吾先生在《釋中國》一文的論證,「中國」一詞至遲出現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證據,是1963年在陝西雞賈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為古代的灑器,用青銅製成)上的銘文。銘文寫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遷告於上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後,就舉行了一個庄嚴的儀式報告上天:「我已經據有中國,自己統治了這些百姓。」)銘文的前面還提到「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可見是周成王時的紀錄。在《尚書》的《梓材》一篇中,也記載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話:「皇天既會中國民越厥疆於先王」。由於《尚書》中不少內容是出於後人的追記,又經過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參半。有了何尊銘文這件物證,《梓材》上的話就完全得到了證實。可見在周武王和他的兒子周成王時的確已經使用「中國」一詞了。
關於周武王滅商的確切年代,學術界還沒有一致的說法,但一般認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紀。這樣看來,「中國」一詞有三千年的歷史了。當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經有人用過,或者已經出現了,但即使有,也不會太久,因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還沒有發現過「國」或「或」(與國字相通)二字。
「中國」的本意是什麼呢?這還得從「國」字說起。「國」與「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當先民因農業的發展而定居下來以後,以部落首領的居住地為中心,逐漸形成了初期的居民點和城市,城裡稱為國,城外近處就叫做郊人。開始時,國的差別並不大,但以後有的國發展較快,有的則已經擴展到原來幾個國的范圍。於是大的單位就被稱為「邦」,小的單位還稱國。再行後,由於一位首領或一個宗族已經擁有不止一個城、邑,即不止一個「國」,因而就將其主要的、或首領居住的城邑稱為「國」;這也就是以後將都城稱為「國」的來歷。
正因為一個「國」不過是一個部落或一個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范圍很小,大的也不過相當於今天一個小縣城,小的大概只等於一個「三家村」。由於絕大部分國人也得從事農耕,國中也包括大片農田,所以一個國的范圍比單純的居民點還是要大些。可以想像,這樣的國的數量必定很多。相傳大禹召集各國在塗山(今地說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說較早)聚會,據說參加並表示接受大禹領導的有「萬國」之多。當然,「萬」並不是實數,但數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湯的時代,已經減少到3000多個。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紂王,到達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縣西南黃河上)時,原來歸屬於商的國(史稱諸侯,實際是用了以後的名稱)有八百個投向周王。到周武王滅商後,分封諸侯,據說還有1773個。
西周時,周王被稱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認的國稱為諸侯;但無論天子還是諸侯,他們居住的城邑都是「國」。既然同時存在那麼多的國,在名稱上就漸漸產生了區別。天子所住的「國」(京師)處於中心、中樞地位,理所當然地被稱為「中國」。前面提到,周武王在滅商後,認為上天將「中國」交付給了他,就是因為已經佔有了商的京師。《詩經。大雅》中的《民勞》篇中「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的詩句,很清楚地說明,所謂「中國」就是指京師。
「中國」的擴大和變化
最初的「中國」只指周王所在的豐(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灃河以西)和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豐鎬村一帶)及其周圍地區。滅商以後,依據周人的習慣,將原來商的京師(殷,今河南安陽市)一帶也黍「中國」。到周成王時,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擴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陽市東北白馬寺一帶),稱成周,將商的遺民遷來集中居住於此,又在附近築王城(在今河南洛陽市王城公園一帶),遷來周人居住,作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東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於「天下之中」的交通樞紐,也被稱為「中國」。這說明,「中國」的概念開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擴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關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鎬京,殺了周幽王。犬戎雖然暫時退出了鎬京,但隨時威脅著周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適都洛邑。周人大多隨平王東適,豐鎬一帶都給戎人佔了,自然就喪失了「中國」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圍地區就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當時秦人的首領襄公曾出兵救周,又護送平王東遷,被平王封為諸侯,平王還做了個現成的人情,將已被戎人佔領的岐(今陝西岐山縣東北)以西的地方封給了秦襄公,讓他們自己從戎人手中奪取;還答應只要秦人能奪回豐、鎬,也歸秦國所有。以後秦國果然奪取了關中,但卻並沒有隨之成為「中國」。
東適以後的周天子已經喪失了往年的權威,政訟所及不出王畿的范圍,不久就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實力的諸侯來扶持了。與此同時,幾個周王近支宗族的諸侯和地理位置居於中心的諸侯國憑借有利條件迅速強大起來,它們吞並了周圍的小國,成為擁有十幾個至幾十個城邑的大國。如鄭國,始封的國君是周宣王的同父異母弟,當時只有一個鄭邑(在今陝西華縣)。三十多年後鄭桓公東適至今河南新鄭、滎陽之間。三年後(周平王二年,前769年)滅了鄶國(在今新鄭縣西北),在新鄭(今新鄭縣)建都。二年後,又滅了東虢(在今滎陽縣東北);很快就成為最強大的諸侯國之一。這些大諸侯國實際上已經取得了與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們的國就也稱「中國」了。在諸侯國的內部,國都就等於周天子的京師,儼然就是國中的「中國」。就這樣,春秋時期的「中國」已經擴大到周天子的直屬區和晉、鄭、宋、魯、衛等國,大致相當於當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東西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中國」的范圍不斷擴大。如齊國雖是大國,地理位置卻並不在中心。齊桓公時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多次出兵維護周天子的利益和諸侯國間的秩序。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自然應該進入「中國」的行列了。
春秋時的「中國」還具有民族意義。如秦國,不僅已經從戎人手中奪取了豐、鎬和周人的發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勢力已足以與晉、鄭等國抗衡。這樣一個大國,又佔有原來的「中國」,照理可以名正言順地稱「中國」,但由於秦人出於東夷,又長期處於戎狄之間,因此在春秋時代始終被「中國」的諸侯看作「夷狄」,擠不進「中國」諸侯會盟的圈子。又如楚國,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荊蠻地區,與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以「蠻夷」自居。春秋時,楚國已非常強大,攻滅了周圍不少小國,還多次出兵中原,威脅鄭、蔡等國。但楚國非但沒有因為實力強大而被承認為「中國」,還被認為與北方的狄一樣危害「中國」的南夷,楚國滅鄧、谷,伐鄭、蔡的行動被看成是與狄人滅邢、衛相呼應。對這樣的形勢,《春秋公羊傳》的作者驚呼:「夷狄也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夷和狄嚴重地危害中國,北邊的狄人與南邊的夷人相呼應,中國的命運就像一根線一樣維持著。)齊桓公救助邢、衛、鄭、蔡的行動被稱為「救中國」的「王者之師」,受到高度贊揚。孔子提到輔佐齊桓公的管仲時,也極口稱頌他的「仁」,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袒矣!」(要沒有管仲,我就得披著頭發,袒露左臂,作夷狄的服飾了。)可見「中國」的標准有極強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標准中,文化比血緣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吳國的國君出於太(泰)伯,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長子,論血統是最高貴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後「文身斷發」,完全服從當地荊蠻的習俗,當了荊蠻的首領。燕國的始祖召公與周同屬姬姓,在周成王時曾與周公享有同樣地位,以陝(今河南陝縣)為界劃分兩人治理的范圍。但燕國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秋時,吳國和燕國都被排除在「中國」之外。
到了戰國,小國已被滅得差不多了。餘下的七雄中,齊國本來就是「中國」;韓、趙、魏是從晉國分出來的,自然繼續為「中國」;秦、楚、燕三國也被承認為「中國」了。隨著這些諸侯國疆域的擴展,「中國」的范圍也越來越大。例如秦國滅了巴、蜀,疆域向南擴大至四川盆地,秦國還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國的一部分,又有來自秦國的移民居住,就取得了與秦國一樣的「中國」地位。到戰國後期,「中國」的范圍向南已到達長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陰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隴山、四川盆地的西緣。 秦漢時代,原來的諸侯國都已包括在統一國家的疆域之內,秦國的舊地不僅已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關中平原是首都所在,更是「中國」中的「中國」。而且從理論上說,秦漢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國」,顯然,隨著統一國家的形成、疆域的擴大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的概念是在不斷變化和擴大的。一般說來,一個中原王朝建立後,它的主要統治區就可以被稱為「中國」,而它所統治的邊遠地區以及統治范圍之外就是夷、狄、蠻,就不是「中國」。
「中國」之爭
正因為「中國」的概念是變化的,范圍是不固定的,所以經絡是模糊、不確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內部,人們也可以把其中比較邊遠偏僻的地區看成為非「中國」。由於沒有明確的標准,人們往往只是根據習慣,所以不僅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說法,就是在同一時代,說法也會不一樣。有些地區已經歸入中原王朝的版圖,經濟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為可以躋身「中國」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國」看來,它們還沒有稱「中國」的資格。以後它們被承認為「中國」了,又有相對落後的地區被看作非「中國」。
在西漢時代,今天四川盆地的漢人聚居區對周圍少數民族地區早已以「中國」自居了,因為從戰國後期歸入秦國至此已有百餘年時間了,這些漢人又大多是關中移民或其後裔。可是在關中平原中下游地區的人們的眼中,四川或許還沒有稱「中國」的資格。今天的江西,那時已經正式設置了郡縣,是漢朝疆域的一部分,卻還沒有被一般人當成「中國」。到了唐宋時代,江西、湖南的大部分早已被人們接受為「中國」了,但偏僻的山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卻未必能享受這一殊榮。到了明朝,江西、湖南稱「中國」就不成問題了,但雲南、貴州一帶還被當作非「中國」。「中國」也是一個文化概念,並且始終有強烈的民族含義,一般即指漢族文化區,所以不僅與地理概念不一定一致,而且與領土的歸屬有時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邊遠地區,只要聚居了大批漢人,或者漢族傳統文化相當發達,就可以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漢族接受了漢族文化,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不僅這些人口會得到漢人的認同,他們聚居的地方也可能被承認為「中國」的組成部分。
河西走廊從公元前2世紀末歸入漢朝以後,人口的主要來源是中原的貧民、戍卒和罪犯,以後又遷入了大批西北的少數民族,漢文化的水準很低,所以長期被排除在「中國」之外。但從西晉末年開始,中原文化層次高的移民不斷遷入,在十六國時期的特殊條件下,河西走廊地區的漢文化迅速發展,到了北魏初期儼然成為正統的儒家文化基地、人才的淵藪,人們刮目相看,自然不再認為那裡是非「中國」了。
今天的福建,從公元3世紀末就是秦朝的疆域,設有閩中郡。但漢武帝征服東甌和閩越以後,將當地越人內遷,以後雖然恢復了若干縣治,但漢人遲遲沒有遷入。所以直到東漢末年,這里明明是漢朝會稽郡的屬地,而從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達今越南北方的大學者許靖卻說他一路過來「不見漢地」。福建連漢地都不被承認,當然更不是「中國」了。
相反,從東漢後期開始,黃河流域的北部不少地方逐漸成為匈奴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區。到了北朝時,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成分並沒有多大的變化,但由於他們已經變牧為農,接受了漢族文化,就從來沒有人對那裡是「中國」的一部分提出異議。可以說,廣義的「中國」就等於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圍都是「中國」。狹義的「中國」則只能是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漢族聚居區或漢文化區。兩種標准同時並存,不僅引起了地區之間的「中國」之爭,也引發了政權之間的「中國」之爭。
在處於分裂的情況下,「中國」就成為王朝法統的同義詞,在成為分裂的雙方或各方爭奪的主要目標。西晉滅亡以後,東晉和南朝政權雖然被迫離開了傳統的中心地區,但都以西晉繼承者自居,自認為只有它們才是真正的「中國」,而北方政權只是外來的「索虜」(扎著頭發的下賤人),豈有稱「中國」的資格?但北方政權卻認為自己滅了西晉,奪取了這塊傳統的「中國」地區,當了「中國」的主人,當然就成了「中國」;而東晉和南朝政權只不過是偏於一隅的「島夷」(海島上的野蠻人),早已喪失了稱「中國」的權利。
這場雙方都感到理直氣壯的「中國」之爭,到隋朝統一才得到解決。隋朝繼承了北朝的法統,當然承認北朝是「中國」;但它又不能否認南朝的「中國」地位,更何況南朝也已歸入了自己的版圖。所以隋朝給了雙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認為「中國」。繼承北朝傳統的唐朝也肯定了這一觀點,唐初修前朝歷史,南方、北方分別編纂。盡管由於作者個人的立場和感情,修成的史書實際並不會完全公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被列為正史。
類似的爭論也出現在北宋、遼之間和南寧、金之間,兼有雙方疆域的元朝也採取了五隋朝相同的辦法,承認雙方都是「中國」,同時修了《遼史》、《宋史》和《金史》。
中國和中央帝國
在明朝以前,外國人如何稱呼當時的中原王朝,我們還不大清楚,因為像《馬可波羅游記》這樣專門記載中國情況的著作畢竟不多,而東方的歷史文獻大多用漢文,與中國的沒有什麼區別,西方和阿拉伯的又很不一致。但從明朝後期開始,來中國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國或中華、中華帝國、中央帝國來稱中國,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鴉片戰爭以後,在國際交往中中國開始被作為國家或清朝的代名詞。
但是人們概念還是相當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著名的官員和學者也在所難免。像魏源(1794-1857)這樣一位傑出的學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國」一詞有時是指整個清朝,和今天的用法已經完全一樣;但有時卻只指傳統的「中國」范圍,即內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東北和台灣在內。
17世紀以來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將清朝建省的地區稱為中國或中國本部、中國本土,而稱其他地區為韃靼、蒙古、西藏或新疆(中國突厥)等等。我們以前往往將這類稱呼看得非常嚴重,認為這是西方人別有用心,意在侵略。其實應該在時間和對象上加以區別,可以認為大多數西方人並無惡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這種混淆連魏源這樣一位愛國的傑出學者都未能避免,外國人這樣用也就不心大驚小怪了。
有的學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98)中俄訂立《尼布楚條約》時,清朝提供的滿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經使用了「中國」一詞。以後在列強同清朝訂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清朝也使用了「中國」作為國家的名稱。不過我們應該肯定,即使到了晚清,盡管中國作為國家的概念已經相當明確了,清朝的正式名稱還是清、大清或大清國。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清朝在對外交往和正式條約中之所以願意使用「中國」一詞,實際上還包含著一種傳統的心態,即著眼於「中國」二字的字面含義--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國家。同樣一個名詞,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個國家,即China,並無特別尊崇的意思。就像我們稱TheUnitedStatesofAmerica為美國,並無稱贊它美麗的意思;稱France為法國,自然也毫無該國崇尚法律的含義。但在清朝卻理解為CentralEmpire(中央帝國),當成一個尊稱而樂意接受。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中國才成為國家的正式簡稱,成了國家的代名詞。中國也有了明確的地理范圍--中華民國所屬的全部領土。
歷史上的中國
說到這里,道理就很清楚了。我們今天講歷史,講歷史上中國的統一和分裂,應該有我們的特定含義,而不是運用當時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後不一致的概念。我們所說的中國,絕不應該等同於商、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這些中原王朝,也不應該等同於漢族聚居區或中原地區,而必須包括我們所明確規定的地理范圍內的一切政權和民族。
那麼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國的領土為范圍呢?這自然是最簡單的,但顯然不妥當。因為由於一百多年來列強的侵略和掠奪,中國已有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了。今天的中國領土已經不能包括十八世紀中葉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華民國立國之初的領土,無法反映當時的實際。所以我們講歷史上的中國,應該以中國歷史演變成一個統一的,也是最後的封建帝國--清朝所達到的穩定的最大疆域為范圍。具體地說,就是今天的中國領土加上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以東,蒙古高原和外興安嶺以南的地區。本文所謂昔日的天下,就指這一遼闊的地區。在這一范圍內的地區,大多在歷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有的曾經歸屬中原王朝的管轄,有的曾由當地民族或非漢族建立過政權,而這些民族已經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
應該強調,我們選擇這樣一個范圍並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廣大,而是由於它能比較全面地反映中國疆域發展變化的結果,便於從整體上說明中國歷史上的統一和分裂,並能前後採用同一個標准。事實上,這一范圍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大疆域所至,例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過鹹海之濱,元朝的北界遠達北冰洋,朝鮮的北部曾經是漢朝的郡縣,而越南曾是明朝初年的一個布政使司(行 省)。
4. 中國名字的來由
相傳,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是夏朝。古時候,黃河流域一帶的先民自稱「華夏」,或簡稱「華」、「夏」。「華夏」一詞最早見於《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華夏」。唐孔穎達疏:「華夏為中國也」。從字義上來講,「華」字有美麗的含義,「夏」字有盛大的意義,連起來的確是個美好的詞。「華夏」所指即為中原諸侯,也是漢族前身的稱謂,所以「華 夏」至今仍為中國的別稱。
一、「中國」一詞之本義考
華夏族人稱其四境民族為蠻、夷、戎、狄,而自稱為「中國」。「中國」一詞最早見於周代文獻,後來隨著所指對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義。大致說來,有以下六種概念:一是指京師(首都)而言,如《詩經·民勞》註:「中國,京師也」。二是指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如諸葛亮對孫權說:「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三是指中原地區,如《史記·東越列傳》:「東甌請舉國徒中國」。四是指國內、內地,如《史記·武帝本紀》:「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五是指諸夏族居住的地區,如《論語集解》:「諸夏,中國也」。六是指華夏或漢族建立的國家,《史記》、《漢書》經常出現這樣的稱謂。所以自漢代開始,人們常常把漢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稱為「中國」。正因為如此,當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便以「中國」自居,如鮮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稱「中國」,將南朝叫作「島夷」;而同時漢族建立的南朝雖然遷離了中原,仍以「中國」自居,稱北朝為「索虜」、北魏為「魏虜」。又如在宋代,遼與北宋、金與南宋彼此都自稱「中國」,且互不承認對方是「中國」。
二、「中國」一詞之地域觀念演變考
「中國」一詞所指范圍,隨著時代的推移而經歷了一個由小到大的擴展過程。當《尚書》上出現「中國」時,僅僅是西周人們對自己所居關中、河洛地區的稱呼;到東周時,周的附屬地區也可以稱為「中國」了,「中國」的涵義擴展到包括各大小諸侯國在內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而隨著各諸侯國疆域的膨脹,「中國」成了列國全境的稱號。秦漢以來,又把不屬黃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權統轄范圍之內的地區都稱為「中國」,「中國」一名終於成為我國的通用名號。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則成了專指我們國家全部領土的專用名詞。
事實上,「中國」一名雖有三千年文字記載的歷史,但它僅僅是一種地域觀念,從夏、商、周開始直至清末,從來沒有一個王朝或政權曾以「中國」作為正式國名。「中國」正式作為國名,始於辛亥革命以後。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國際上通稱Republic of China,簡稱China(「中國」)。至此,「中國」一名才成為具有近代國家概念的正式名稱。1949年成立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將「中國」概念完善、充實到今天的含義。
三、「中國」一詞別名考
「中國」的別名,除上述的「華夏」外,還有「中華」、「九州」、「四海」、「神州」等稱呼。「中華」最初指黃河流域一帶,《三國志》裴注中最早出現了「中華」一詞。隨著版圖的擴大,凡屬中原王朝所管轄的地方都統稱為「中華」,泛指全國。唐代韓亻屋詩雲:「中華地向邊城盡,外國雲從島上來」,已把「中華」與「外國」對舉。所以,「中國」也簡稱「華」,中國人僑居海外稱「華僑」。
「九州」之名,起於戰國中期。當時列國紛爭,戰火連天,人們渴望統一,於是產生了區劃中原的思想萌芽,因而《禹貢》便有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其它古籍如《爾雅·釋地》、《周禮·職方》、《呂氏春秋·有始覽》等也有「九州」的記載,盡管具體的州名有所差異,但記載的均為九個州。「州」正式成為政區是東漢的事。後代的州越分越多,越分越細,轄區也越來越小,但中心地域大致相當於戰國時代「九州」的范圍。所以「九州」就成了中國的代稱,並一直沿用至今。
古時候,中國曾有「四海」之稱,以四境均有海水環繞而得名。戰國齊人鄒衍,得到海外交通的啟發,大膽提出了「大九州」說。他認為《禹貢》九州合起來只能算一州,叫「赤縣神州」;同樣大小的州共有9個,但不過是裨海環繞的小九州;這樣的小九州共有9個,組成大九州;大九州四周為大瀛州所環繞。所以,「神州」只佔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後代的事實雖然證明這只是一種假說,但「神州」之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四、世界文化中的「中國」名稱考
古代印度、希臘、羅馬等國人,尊稱中國為Cina、Thin、Sinae,許多發達國家幾乎都用與之音近的名詞來稱呼中國,中文譯音為:支那、脂那、至那、希尼、震旦等。這些都是「秦」字的外文對應,或以為從「絲綢」的「絲」讀音而來,也有人認為源出「瓷器(china)」或閩南話的「茶」。
俄羅斯將中國叫「契丹」,顯然另有來源。契丹族建立的遼朝,武力強盛,控制著整個蒙古高原及其周圍地區,鐵騎所至,所向無敵。而當時剛剛興起於東歐平原的俄羅斯人,初聞東方惟有契丹,故稱中國為「契丹」,並沿用至今。
5. 中國名字的由來....
在古代,人們所說的「中國」,並不是現在的「中國」。
古代的「中國」,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國」的代名詞。在我國的文獻中,「中國」一詞有六種含義:
1、指皇帝所在的都城。
2、指天子直接統治的王國。因天子直接統治的王國,一般都處在各諸侯國的中間,所以叫「中國」。後來又發展為凡是皇帝直接統治的地區都叫「中國」。
3、指中原地區。
4、指國內、內地。清朝就把內地叫「中國」。
5、指諸夏族居住的地方。諸夏地區不僅居住著漢人,也住著許多少數民族,人們把這個地區叫「中國」。
6、指諸夏族或漢族建立的國家。從漢代起,人們常把漢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稱為「中國」。
歷史上「中國」的范圍,除了王朝之外,還應包括各民族建立的政權和部落。19世紀以來,「中國」則指我國的全部領土,與古代的不同。
「中國」一詞的由來,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一個王朝——商朝。由於商朝的國都位於它的東、南、西、北各方諸侯之中,所以人們稱這塊土地為「中國」,即居住於中間的王國,它同時又是政治、經濟中心。
在古代,「中國」沒有作為正式的國名出現,因為那時的王朝或政權,只有國號,而沒有國名。他們所說的「中國」,是指地域、文化上的概念。
真正以「中國」做為正式國名簡稱,是從一場近代十分有名的革命——辛亥革命以後,建立的中華民國開始的。從這時起,「中國」才成為具有國家意義的正式名稱。今天,「中國」已是中華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組成的國家了,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6. 「中國」這個名字的由來是什麼為什麼叫「中國」
我國古代,「國」字的含義是「城」或「邦」。「中國」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周代文獻中,「中國」一詞有五種不同含義:一指京師,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統治著的王國;三指中原地區;四指國內、內地;五指漢族居住的地區和建立的國家。 自漢代開始,人們常把漢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稱為」中國」,兄弟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稱為「中國」。南北朝時期,南朝自稱為「中國」,把北朝稱為「魏虜」;北朝也自稱為「中國」,把南朝叫做「島夷」。遼與北宋,金與南宋,都自稱「中國」,都不承認對方為中國。 嚴格地說,古代「中國」是一個形容詞,而不是一個專有名詞。當然,歷史上的「中國」不等於今天「中國」的范圍。我國古代各個王朝都沒有把「中國」作為正式國名。直到辛亥革命以後,才把「中國」作為「中華民國」的簡稱。全國解放以後,也把「中國」作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 大家都知道自己是中國人,祖國是中國。但在古代,人們所說的"中國",並不是現在的"中國"。 古代的"中國",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國"的代名詞。在我國的文獻中,"中國"一詞有六種含義: 1.指皇帝所在的都城。 2.指天子直接統治的王國。因天子直接統治的王國,一般都處在各諸侯國的中間,所以叫"中國"。後來又發展為凡是皇帝直接統治的地區都叫"中國"。 3.指中原地區。 4.指國內、內地。清朝就把內地叫"中國"。 5.指諸夏族居住的地方。諸夏地區不僅居住著漢人,也住著許多少數民族,人們把這個地區叫"中國"。 6.指諸夏族或漢族建立的國家。從漢代起,人們常把漢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稱為"中國"。 歷史上"中國"的范圍,除了王朝之外,還應包括各民族建立的政權和部落。19世紀以來,"中國"則指我國的全部領土,與古代的不同。 "中國"一詞的由來,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一個王朝——商朝。由於商朝的國都位於它的東、南、西、北各方諸侯之中,所以人們稱這塊土地為"中國",即居住於中間的王國,它同時又是政治、經濟中心。 在古代,"中國"沒有作為正式的國名出現,因為那時的王朝或政權,只有國號,而沒有國名。他們所說的"中國",是指地域、文化上的概念。 真正以"中國"做為正式國名簡稱,是從一場近代十分有名的革命——辛亥革命以後,建立的中華民國開始的。從這時起,"中國"才成為具有國家意義的正式名稱。今天,"中國"已是中華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組成的國家了,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族」這一家喻戶曉的稱謂,細算起來也只有103年的歷史,其創始人就是梁啟超。 在梁啟超創立中華民族一詞之前, 中國人基本上沒有現代的民族觀念,甚至連「民族」一詞也沒有使用過。習慣上所說的「華夏」、「漢人」、「唐人」、「炎黃子孫」,乃至外國人將中國稱之為「大秦」、「震旦」、等,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稱謂。所謂「華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種相對狹隘的樸素的種族意識。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救亡圖存的熱潮迫使先進的思想家去重新思考許多問題。在「保國、保種」的呼聲中,嚴復的《天演論》傳遞出一種世界民族之間相互競爭的族群理念,從而使國人意識到「合群」的重要性。遺憾的是,嚴復沒有進一步介紹西方的民族主義理論。梁啟超則沿著嚴復「保種」、「合群」的思路,漸漸以現代民族主義理論來思考問題。1898年秋他流亡日本之後,比較系統地研究了歐洲的民族主義論著,並結合中國的實際,在民族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新見解。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通過對歐洲世界史著作的評介,破天荒地使用了「民族」一詞。隨後,他又從民族進化和競爭的理念出發,大膽提出了民族主義是近代史學的靈魂。他在《新史學》一文中明確指出:「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這里所謂的人群進化,實質上也就是民族進化。梁啟超的民族觀念已經開始上升到理論層面。 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國民族」的概念,並將中國民族的演變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 「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統一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賾、競爭最激烈之時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 梁啟超在這里反復用了三個「中國民族」,而且從宏觀上勾勒出三個時期的不同特點,顯然是經過了較長時間的思考之後得出的結論。在「中國民族」的基礎上,1902年梁啟超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先對「中華」一詞的內涵做了說明。其雲:「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 接著,梁啟超在論述戰國時期齊國的學術思想地位時,正式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其雲:「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權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 由「保種」、「民族」到「中國民族」,再到「中華」和「中華民族」,梁啟超基本完成了「中華民族」一詞的創造。這是目前所見到的關於「中華民族」的最早詞彙,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不過,梁啟超在具體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時卻比較混亂,有時指漢族,有時又指中國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其發表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才清晰地賦予了較為科學的內涵。其稱:「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啟超又寫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從歷史演變的角度重點分析了中國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並斷然下結論說:「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啟超真正完成了「中華民族」一詞從形式到內容的革命性創造。這就是,中華民族指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漢滿蒙回藏等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由於梁啟超崇高的地位和影響,「中華民族」一詞一經提出,就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在留日中國學生所辦的報刊當中,無論是《浙江潮》、《江蘇》、《二十世紀之***》,還是《民報》、《國民報》、《童子世界》,都對民族主義以及中華民族的含義展開了討論。楊度這些很有水平的思想理論家也加入到討論的行列當中,發表自己的真知灼見。楊度在1907年發表了《金鐵主義說》一文,對中華民族的含義進行了詳盡的解說。楊度的高明之處在於超越民族的血統意識,提出中華民族與其說是一個種族融合體,不如看作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文化的一體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 孫中山、章太炎這些革命黨人從「革命排滿」的立場出發,本來不大關心民族融合問題,但在梁啟超、楊度這些大學問家的影響下,也不得不思考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的問題。隨著中華民國的創立,孫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論,進一步將現代民族主義落到了實處。中華民族多民族共同體的理念漸漸深入人心,成為國人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