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張自忠路的名字來歷
北平和平解放之後,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全會有這樣兩項決議:一是決定中央領導機關遷入北京,二是進城之後不要用中央領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
1952年,毛澤東親自為三位抗日英烈簽發了烈士證書。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績得到新中國認可。這就是為什麼解放前由國民黨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條街道得以在新中國繼續沿用的原因。
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幾千條,街巷名稱涉及人物的,有以其官職命名的,如文丞相胡同,在東城區府學胡同內文天祥祠堂東側,以紀念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得名。
有以其爵位命名的,如廣寧伯街,在西城區辟才胡同以西,明朝功臣廣寧伯劉榮的伯爵府原在此街得名。有以其特長技藝命名的,如劉蘭塑胡同,在西安門大街路北,以元朝塑像高手劉元得名。
正式以現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處,即西城區的佟麟閣路、趙登禹路、東城區的張自忠路。
這三位英烈,都是為國捐軀的抗日名將,早年都是馮玉祥的部下。在擔任29軍將領期間,自1934年29軍駐防京津地區後,都曾在北京居住過。
張自忠,山東省臨清縣人,時任29軍38師師長,「七七事變」時,正在天津兼任市長。
1937年7月28日夜,29軍殘部奉命撤往保定,張自忠受命代理北平市市長。他不願在淪陷後的北平與敵偽周旋,遂於當年9月棄職秘密潛往天津,轉道南下,率59軍參加了「台兒庄大戰」,後因對日作戰功勛卓著,升任為第33集團軍上將司令,並任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
1940年5月16日,張自忠在湖北「棗宜戰役」中,身中六彈,犧牲在湖北南瓜店十里長山戰場上。張自忠是中國抗戰犧牲在前線的官階最高的將領。
今天在北京府右街張自忠故居改建的自忠小學院內,還立有張自忠紀念碑,上刻周恩來當年題寫的悼詞:「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氣,直可以為我國抗戰軍人之魂」。
鐵獅子胡同,因明朝崇禎皇帝寵愛的田貴妃之父田弘遇都督府在此,門前有一對鐵獅子而得名。當年市政公所公布此街為「二等街道,寬十公尺。」
這三條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名稱,在解放後繼續沿用。「文革」時期,佟麟閣路改稱四新路,趙登禹路改稱中華路,張自忠路改稱工農兵東大街。「文革」過後,撥亂反正,北京市政府於1984年10月決定恢復原名。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後,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全會有這樣兩項決議:一是決定中央領導機關遷入北京,二是進城之後不要用中央領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
1952年6月11日,新中國的中央政府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親自為三位抗日英烈簽發了烈士證書。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績,是得到新中國認可,並莊重給予紀念的。
道路簡介
北京張自忠路屬北京東城區交道口地區,是「平安大街」的一段,東起東四十條西端,西止地安門東大街東端,長700餘米;南側與南剪子巷相通,北側自東向西與中剪子巷、麒麟碑胡同相通。
張自忠路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見證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1925年3月12日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先生逝世於鐵獅子胡同23號的行轅,1926年3月18日在鐵獅子胡同3號段祺瑞執政府門前發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慘案。
1954年,將地安門東大街、張自忠路及東四十條西段全長2506米的道路拓寬為10米至12米,張自忠路由胡同變成了大街。
1999年,將東起東四十條立交橋,西止官園立交橋全長7062米的道路拓寬為28米至33米,成為北京城區東西6條幹道之一,為表達方便統稱為「平安大街」,張自忠路是其中的一段。
㈡ 中國太原迎澤大街名稱的由來
中國太原迎澤大街名稱的由來:
迎澤二字源於太原古城大南門——迎澤門,明朝擴建後,太原城周長二十四里,高三丈五尺,外側包磚,共開八門,東曰宜春、迎暉,俗稱大東門、小東門,西曰振武、阜成,俗稱水西門、旱西門,北曰鎮遠、拱極,俗稱大北門、小北門,南曰迎澤、承恩。
也就是民間所謂的大南門和新南門。大南門的地名至今仍在沿用,而迎澤二字,更是成為太原城建史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詞,迎澤區,迎澤大街、迎澤大橋、迎澤公園、迎澤賓館等等。
甚至還有迎澤啤酒、迎澤肥皂。迎澤、承恩之名來自於一首古老的民歌《南風歌》: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這首相傳是舜帝時代歌頌南風造福於運城鹽池人民的民歌,大意是說世間萬物都迎承南風的恩澤。於是,兩座南門分別被命名為迎澤門和承恩門。
(2)學偉大街名字由來擴展閱讀:
迎澤大街分別修建於1956年,1959年,1976年,1985年,於1996年全線貫通,道路規劃紅線寬為70米、66米。
現狀道路為三塊板斷面,其中機動車道寬20米、26米、28米、31米。與迎澤大街相交的主要城市道路平均交叉口間距為600米。
2008年,迎澤大街進行了全線改造升級,將原有車道擴至寬敞的八車道。更整頓了周遭建築,整體形成了龍城的又一大景色。
古城太原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是全國聞名的歷史文化名城。所以,整個迎澤大街以「復古」「典雅」為特色,在大街兩邊,築起了棕銅色的柱欄,話亭及座椅等等。
㈢ 幫忙介紹一下蘇州各個街,路的名字的歷史由來
在南方的地名中,塱、浪、朗三字幾乎是「通假」的,音[lang]:塱,粵語為高平之地,引申為「墊」——「塱起」,清遠高田有「高塱」。音同訛為浪、朗。
所以,大浪原名大塱,因境內有一塊很高的平地得名。因為地勢高,通行困難,所以成為深圳較晚招商引資,村民較晚分錢的地方。所以,在招商引資初期,該處較貧窮,本地少女失足者甚眾。
2004年深圳開始實行農村城市化改造,大浪村變成了一個社區,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緊接著2006年大浪又從龍華街道分出來,成立了一個新的街道,大浪終於可以自己「當家作主」了,大浪由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這以後,大浪的面貌用日新月異來形容。
大浪,與浪花和浪盪一點關系也沒有。
㈣ 一些地名的有趣來歷。
1、武漢卓刀泉:
相傳三國時期:蜀國大將關羽曾駐兵於武昌伏虎山麓一帶。當時部隊缺乏飲水,「羽用刀卓 也」,於 是「水涌成泉」,故名卓刀泉。明朝初年,楚昭王朱禎喝過這兒的泉水,極為贊賞,於是築井台建井亭,並手書「卓刀泉」三字。
㈤ 交道口南大街 府學胡同 名字的由來
東城區府學胡同,因胡同內的順天府學而得名。順天府學是明清兩朝的官辦學校,因為順天府學常出進士,史料上將府學胡同又稱之為「進士」胡同。
㈥ 唐人街的名稱是怎麼由來的
唐人街最早叫「大唐街」。1673年,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日本,唐時始有人往彼,而居留者謂之『大唐街』,今且長十里矣。」1
「唐人街」這詞見於1872年。那一年志剛在《初使泰西記》中有:「金山為各國貿易總匯之區,中國廣東人來此貿易者,不下數萬。行店房宇,悉租自洋人。因而外國人呼之為『唐人街』。建立會館六處。」1887年,王詠霓在《歸國日記》中也使用了「唐人街」:「金山為太平洋貿易總匯之區,華人來此者六七萬人,租屋設肆,洋人呼為唐人街。六會館之名曰三邑,曰陽和。」王詠霓的這句話與志剛的差不多。在這之前,王可能看過《初使泰西記》,因此,他在這里沿用了志剛的「唐人街」。「唐人街」是粵人華僑自創的名稱。
「唐人街」其實不是街,而是城。1875年,張德彝在《歐美環游記》中就稱唐人街為「唐人城」。張通英語,英語稱唐人街為 Chinatown。其實,在這以前,張德彝更為直接,他將 Chinatown 直譯為「中國城」,如《航海述奇》(1866年):「抵安南國,即越南交趾國……再西北距四十餘里,有『中國城』,因有數千華人在彼貿易,故名。」
「中國城」後來一直有人在用,如1930年蔡運辰《旅俄日記》:「飯後再赴旅館,新章五時亦至,候余甚久,公事畢,同游中國城。城在莫斯科中心,女牆高底,完全華式,華人名之曰中國城。」今人李歐梵有一篇有關唐人街的隨筆,題目就叫《美國的「中國城」》(1975年),文章說:「唐人街是老華僑的溫床、新華僑的聚會所。也是美國人眼裡的小中國。也許我們應該把唐人街的英文原名直譯過來,乾脆稱它為『中國城』(Chinatown),可能更恰當一點。」
但不管怎麼說,現在「唐人街」還是要比「中國城」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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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強盛的朝代。在海外的華僑、華人往往稱自己是「唐人」, 他們聚居的地方便稱為「唐人街」。 美國最大的「唐人街」在舊金山。舊金山的「唐人街」始於1850年前後。當年開發美國西海 岸的華工初來異國,人生地疏,言語不通,因此他們便集中住在一起,團結互助,休戚與共 。起初,他們開設方便華工的小茶館、小飯鋪,接著是豆腐坊、洗衣店等等,逐漸形成了華 工生活區。後來,越來越多的當地人,也經常光顧這里,他們稱這里為「中國鎮」,愛上了 這里的中國飯菜。後來,「唐人街」成了繁華街道,街上除了飲食業外,刺綉、中國古玩等 也都在當地享有盛名。同時,唐人街辦起了華人子弟學校,從事中文教育。還有各種同鄉會 、俱樂部、影劇院等,成了富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特殊街區。 每逢春節,這里均耍龍燈、舞獅子,爆竹聲中除舊歲,保留著中國傳統的種種風俗。 事實上,唐人街遍及世界許多地方,只是有的地方不這么叫就是了。
㈦ 杭州著名的街道的名字的由來
松木場再往北有條路叫馬塍路,其實那一帶在有這條路之前就叫「馬塍」。浙大學生,只要坐過817路公交車,應該都不會忘記這個地方。首先聲明,「塍」念cheng,而大多數人包括公交車報站都念teng。「塍」,即田間土路之意;馬塍地區原是皇家馬苑跑馬的地方,因而得名。當然,和中國大多數地方一樣,杭州不少地名留下了大家族的烙印,如駱家莊、蔣村、華家池、丁家山、茅家埠、章家橋、焦家村、方家棣等等,不計其數。當然,這些地名到現在也僅僅是個地名了,估計駱家莊一帶已沒幾個人姓駱了吧。
㈧ 一些北京胡同的名字和名字的由來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當北京日益現代化的時候,人們在擔心:胡同是否會消逝?大概正因為如此,有人又揀起了一個似乎陳舊的話題:胡同是怎麼成為街巷的名字的?這個詞是怎麼造出來的?
考其來源,最初的「胡同」這兩字的外面都包著個「行」字,指明聲音是「胡同」,意思是行走之地。那麼「胡同」之音又從何而來呢?漢語中此兩字的聲音全無講解呀!查查典籍,較早見到「胡同」的說法是在元曲雜劇,比如《張生煮海》中,梅香姑娘有「我住在磚塔胡同」的台詞,這說明「胡同」一詞產生在元代。所以《宛署雜記》考證道:「『胡同』本元人語,字中從『胡』從『同』,獸取胡人大同之意。」這說法不一定對,因為元人即蒙古人,不會稱自身為「胡人」,怎會取「胡人大同」之意呢?另一說法倒有些道理,今內蒙語的「浩特」變音寫成漢文「胡同」。蒙語「浩特」是城鎮之意,今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即叫「呼和浩特」(青色之城的意思),那麼,蒙古人統治的元代,將蒙語引入是不奇怪的。
一、「胡同」最初不是漢語
胡同一詞最初見諸元雜曲。關漢卿《單刀會》中,有「殺出一條血胡同來」之語。元雜劇《沙門島張生煮海》中,張羽問梅香:「你家住哪裡?」梅香說:「我家住磚塔兒胡同。」磚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變。元人熊夢祥所著《析津志》中說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處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雜記》中進一步說:胡同本元人語。既是元人語,那就不能是漢語。元代將人劃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所謂漢人,指北方的漢人、女真人、契丹人、高麗人。這四種人並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語言。那麼「元人語」也肯定不是「南人語」,至於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語」只能是蒙古語。
二、胡同與井關系密切
有的學者認為,胡同是從「忽洞格」———井轉變過來的。筆者贊同這個觀點。因為從大都的實際看,胡同與井的關系更密切一些。
先從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從一片荒野上建設起來的。它的中軸線是傍水而劃的,大都的皇宮也是傍「海」而建的。那麼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區,在設計和規劃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後造屋,或者預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規劃院落的布局。無論哪種情況,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條胡同都有井,這是毋庸置疑的。
再從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這么幾個:以寺廟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機構命名的,以工地工場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場命名的等等。但是,為數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兒胡同」就曾經有過十個;加上大井、小井、東西南北前後井、乾井、濕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個。這說明,胡同與井是密切相關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於音譯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為用漢語無法解釋。但是,如果把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語,就好解釋了。試舉幾例:屎殼郎胡同,這名字多難聽、多醜陋!當初此地的居民為什麼要起這么個名字?其實這個名字譯成蒙古語是「甜水井」!朝內有個「墨河胡同」,蒙古語的意思是「有味兒的井」,大概是被污染過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寫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兒胡同或局兒胡同,雙井;碾兒胡同或輦兒胡同,細井;巴兒胡同,小井;馬良胡同或螞螂胡同,專供牲畜飲水的井……
北京還有不少「 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語是壞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這個壞井是屬於某家私有的。這不是牽強附會,白帽胡同旁邊,曾有個「白回回胡同」,說明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豬毛胡同」附近曾有個「朱家胡同」,說明這里確實住過朱姓人家。楊茅胡同附近就是楊梅竹斜街。
年代久遠,有些發音被念走了樣,這也不足為怪:漢語地名念走了樣的難道就少么?不過有些蒙古語的地名難以考證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譯,這一點應該沒有什麼疑問了。但有幾點還必須強調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時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絡市也可以叫沙絡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漢語里本來就有「市井」一詞,「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時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鍾樓:「樓有八隅四井之號,蓋東西南北街道最為寬廣」。意思很清楚,「井」等於大街。
舊北京的井窩子。在沒有自來水的時代,北京居民的飲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沒有私家專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圖中的獨輪車是專為人家送水的。
四、胡同與巷弄
「巷弄、胡同——巷去聲,絳韻,古音胡貢反,本從共得聲,讀若『弄』,至後漢始讀今音,胡絳切。楚辭巷字作街。《詩經·鄭風·豐》:『子之豐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巷和迭葉韻,讀弄音。弄出於楚辭,春秋楚國地方,即今兩湖、江蘇、安徽等地。故南北朝時,《南齊書》所載:『蕭鸞弒其君於西弄。』註:『弄,巷也。』西弄,即西巷,急讀為弄,緩讀為徊,即胡同。今北京街道稱為胡同,上海人將『小巷』叫『弄』,即此之故。近人程樹德說胡同為元代北方蒙古族方言,自元始傳人中國
㈨ 北京胡同名字的來歷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當北京日益現代化的時候,人們在擔心:胡同是否會消逝?大概正因為如此,有人又揀起了一個似乎陳舊的話題:胡同是怎麼成為街巷的名字的?這個詞是怎麼造出來的?
考其來源,最初的「胡同」這兩字的外面都包著個「行」字,指明聲音是「胡同」,意思是行走之地。那麼「胡同」之音又從何而來呢?漢語中此兩字的聲音全無講解呀!查查典籍,較早見到「胡同」的說法是在元曲雜劇,比如《張生煮海》中,梅香姑娘有「我住在磚塔胡同」的台詞,這說明「胡同」一詞產生在元代。所以《宛署雜記》考證道:「『胡同』本元人語,字中從『胡』從『同』,獸取胡人大同之意。」這說法不一定對,因為元人即蒙古人,不會稱自身為「胡人」,怎會取「胡人大同」之意呢?另一說法倒有些道理,今內蒙語的「浩特」變音寫成漢文「胡同」。蒙語「浩特」是城鎮之意,今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即叫「呼和浩特」(青色之城的意思),那麼,蒙古人統治的元代,將蒙語引入是不奇怪的。
一、「胡同」最初不是漢語
胡同一詞最初見諸元雜曲。關漢卿《單刀會》中,有「殺出一條血胡同來」之語。元雜劇《沙門島張生煮海》中,張羽問梅香:「你家住哪裡?」梅香說:「我家住磚塔兒胡同。」磚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變。元人熊夢祥所著《析津志》中說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處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雜記》中進一步說:胡同本元人語。既是元人語,那就不能是漢語。元代將人劃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所謂漢人,指北方的漢人、女真人、契丹人、高麗人。這四種人並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語言。那麼「元人語」也肯定不是「南人語」,至於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語」只能是蒙古語。
二、胡同與井關系密切
有的學者認為,胡同是從「忽洞格」———井轉變過來的。筆者贊同這個觀點。因為從大都的實際看,胡同與井的關系更密切一些。
先從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從一片荒野上建設起來的。它的中軸線是傍水而劃的,大都的皇宮也是傍「海」而建的。那麼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區,在設計和規劃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後造屋,或者預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規劃院落的布局。無論哪種情況,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條胡同都有井,這是毋庸置疑的。
再從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這么幾個:以寺廟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機構命名的,以工地工場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場命名的等等。但是,為數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兒胡同」就曾經有過十個;加上大井、小井、東西南北前後井、乾井、濕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個。這說明,胡同與井是密切相關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於音譯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為用漢語無法解釋。但是,如果把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語,就好解釋了。試舉幾例:屎殼郎胡同,這名字多難聽、多醜陋!當初此地的居民為什麼要起這么個名字?其實這個名字譯成蒙古語是「甜水井」!朝內有個「墨河胡同」,蒙古語的意思是「有味兒的井」,大概是被污染過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寫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兒胡同或局兒胡同,雙井;碾兒胡同或輦兒胡同,細井;巴兒胡同,小井;馬良胡同或螞螂胡同,專供牲畜飲水的井……
北京還有不少「 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語是壞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這個壞井是屬於某家私有的。這不是牽強附會,白帽胡同旁邊,曾有個「白回回胡同」,說明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豬毛胡同」附近曾有個「朱家胡同」,說明這里確實住過朱姓人家。楊茅胡同附近就是楊梅竹斜街。
年代久遠,有些發音被念走了樣,這也不足為怪:漢語地名念走了樣的難道就少么?不過有些蒙古語的地名難以考證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譯,這一點應該沒有什麼疑問了。但有幾點還必須強調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時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絡市也可以叫沙絡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漢語里本來就有「市井」一詞,「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時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鍾樓:「樓有八隅四井之號,蓋東西南北街道最為寬廣」。意思很清楚,「井」等於大街。
舊北京的井窩子。在沒有自來水的時代,北京居民的飲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沒有私家專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圖中的獨輪車是專為人家送水的。
四、胡同與巷弄
「巷弄、胡同——巷去聲,絳韻,古音胡貢反,本從共得聲,讀若『弄』,至後漢始讀今音,胡絳切。楚辭巷字作街。《詩經·鄭風·豐》:『子之豐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巷和迭葉韻,讀弄音。弄出於楚辭,春秋楚國地方,即今兩湖、江蘇、安徽等地。故南北朝時,《南齊書》所載:『蕭鸞弒其君於西弄。』註:『弄,巷也。』西弄,即西巷,急讀為弄,緩讀為徊,即胡同。今北京街道稱為胡同,上海人將『小巷』叫『弄』,即此之故。近人程樹德說胡同為元代北方蒙古族方言,自元始傳人中國,(見《國故談苑》卷二)實為誤解。」(引自黃現璠著《古書解讀初探——黃現璠學術論文選》第472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