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名扬名字打分

⑴ 巴塘之乱的巴塘事变的发生背景

巴塘是康区南部重镇，地处四川西部川、滇、藏三省区交界地，为川藏大道咽喉。元以来为土司统治地方。明代一度为丽江木土府所辖。明末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入据康区，派第巴（又称营官）驻巴塘、里塘，征收赋税。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派三路大军入藏，驱逐祸乱西藏之准噶尔部，四川永宁协副将岳钟琪率兵2000为先行，擒斩里塘第巴达哇兰占巴等，巴塘第巴喀木布投降，和硕特蒙古势力退出康区。清政府在巴塘设立粮台（又称军粮府），以县级官员充粮务委员（简称粮员或粮务）负责输藏的粮饷转运，兼理地方土司、政务。又设驻防都司、专汛千总各1员，专司台站文报；外委1员，负责稽查金沙江渡口；以流官例，任命当地土头为宣抚使司1员，副宣抚使司1员（即所谓“巴塘正副土司”）管理地方，其下辖六品土百户7员。②（注：雍正七年（1729），川陕总督岳钟琪奏“巴塘、里塘正副土官原无世代头目承袭，照流官例，开缺题补”。）
雍正四年（1726），勘定川、滇、藏边界，巴塘正式归属四川省。至改流前，巴塘地方包括现今巴塘县全境和西藏芒康县的盐井地区以及今得荣县北部、白玉县南部的部分地区。
巴塘地处金沙江河谷，海拔较低，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康区主要产粮区，素有“高原江南”之称。因此，清政府在川边兴办垦务时，首先选中巴塘作为试办垦务之地。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因“有人奏：川藏危急，请简员督办川边，因垦设屯，因商开矿”，谕令四川总督锡良“查看情形，妥筹具奏”。锡良认为“惟巴塘土性沃衍，宜于种植。拟在该处先兴垦务，需以时日，或期底绩。至因垦为屯之议，未敢先事铺张。商、矿两端，目下更难大举”。①（注：《清实录·德宗实录》[Z]，卷519，第8—9页。）清廷同意锡良所奏。于是，锡良命巴塘粮员吴锡珍、都司吴以忠，以“奉旨开办，毋稍观望”，责成巴塘正土司罗进宝、副土司郭宗札保和丁林寺堪布傲拉扎巴将拟交开垦之土地划出“指实”，并勘定界址，供垦务专用。当时巴塘正副土司“均遵命具结”，“并无异言”，只丁林寺以“所管土地除牧场外，并无可垦之荒山荒地”，予以抵拒。吴锡珍等认为巴塘“三曲宗”已有其二赞成，“不患无其一，尽可次第办理”，②（注：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吴锡珍、吴以忠：“巴塘土司会禀投具垦务切结”。转引自梅心如：《西康》[M]，“三曲宗”指巴塘正土司、副土司和丁林寺，三股势力集团。）便开始招募垦夫在巴塘试办垦务。
与此同时，新任驻藏帮办大臣桂霖“条陈藏事三端”，提议在川边地区招募土勇3000人，加以训练，派往西藏“分起扼要，轮流换防”，并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于察木多（昌都），“居中策应”。清廷认为其“所陈办法，不为无见”，③（注：《清实录·德宋实录》卷521，第13页。）命锡良与驻藏大臣有泰和桂霖等“会商妥筹，奏明办理”。于是在川边开始了招募土勇的练兵工作。
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英国远征军在荣赫鹏率领下侵入拉萨，逼迫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订立城下之盟的“拉萨条约”。达赖喇嘛逃到库伦（乌兰巴托），欲求俄援。面对英帝国主义加紧在西藏进行的侵略活动，清政府一方面坚决不承认“拉萨条约”，派唐绍仪为专使赴印交涉；一方面也感到“经营川边”以“固川保藏”的必要，遂采纳“经营四川备土司，并及时将三瞻收回内属，以为藏援”的意见，决定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于察木多，并命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于入藏沿途“就近妥筹经边各事”。由于川边地方系川属之地，为了凤全能便利处理，光绪三十年八月清廷又颁布上谕：
西藏为我朝二百余年藩属，该处地大物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胁番众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患预防救补，筹维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以自固藩篱。前有旨命凤全移驻察木多。西宁办事大臣昨已简放延祉。所有西藏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着凤全认真经理；北至青海一带，着延祉认真经理。各将所属蒙番设法安抚，并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目前所需经费，着会商崧蕃、锡良妥筹具奏。该大臣等均经朝廷特简，才足有为，务即尽心筹画，不 避艰难，竭力经营，慎重边围，用裨大局，庶付委任。功多厚赏，其共勉之。④（注：《清实录·德宗实录》[Z]，卷534，第11页。）
按照这一谕旨，清政府明确赋予凤全“经理”川滇边的职责。所谓的“经理”，即推行屯垦、练兵与招商、开矿等新政。因此，一些关于巴塘事变论著中认为凤全因贪图巴塘气候温和而滞留不入藏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凤全在巴塘练兵、开垦等，原本是履行清廷给予的职责。
其二是，将章谷改土为屯。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根据锡良奏请，清政府仿照懋功五屯成案，废除章谷土司，设立炉霍屯，以州县官充任屯务委员，兼管朱窝、麻书、孔撒、白利及东谷等土司，隶于打箭炉厅。“将土司原领铜印、号纸并即同缴销”，形成“改土归流”和“以流制土”的管理体制。此举虽由锡良奏准，但实系出自凤全之意。凤全认为“筹办川藏事宜，屯练实为急务，而炉霍适当川藏之冲。欲保前藏来路，当自经营达木、三十九族始；欲保川疆后路，当自经营新设炉霍屯始”。⑤（注：《清实录·德宗实录》卷537，第13页。）他还准备将炉霍屯作为“屯练”的主要基地。并“将德尔格特（即德格）留土职，设汉官，并令沿途土司均受约束，联为一气”。这一举措虽然给后来康北改土归流打下了一定基础，但也使当时川边各土司心怀不安，担心失去固有的权势。
其三是，再次筹划将瞻对收归四川管理。瞻对（今新龙县）地处康区中部，界于川藏南北两条大道之间，清代历为“边患”。同治四年（1865），瞻对土司工布郎结侵扰大道，清廷命川藏两地派兵合剿。乱定后，清廷将该地赏给达赖喇嘛管理，命其派堪布建庙化导当地人民。但瞻对人民不奉黄教，西藏地方政府派代本一人，率兵驻扎瞻对。之后，随着清朝日渐衰落，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开始以瞻对为“跳板”，企图侵占川边备土司地方，引起川边社会动荡不安。光绪二十年（1894），四川总督鹿传霖提出将瞻对收归川管，次第经营各土司的建议。清政府最初积极支持鹿传霖的收瞻举动，一度将瞻对收归川属。但后来因达赖喇嘛的请求和驻藏大臣文海、成都将军恭寿的联合反对，清廷又罢黜了鹿传霖，将瞻对仍赏藏。光绪三十年（1904）英军侵入拉萨，达赖喇嘛外逃后，清廷为经营川边，再一次提出收瞻问题，命锡良与有泰、凤全会商收瞻归川问题。有泰因惧引起藏中动荡，坚决反对收瞻。凤全为经营川边计，则力主及时收回瞻对①（注：刘廷恕：《不平鸣》[M]。）。川督锡良“心无主宰，托诸空言”。②（注：同上。）清廷决定由凤全于赴藏途中“就近办理收瞻之事”。“凤全檄令打箭炉文武，告谕三瞻，觇视向背”。驻瞻藏官则以“必俟藏中檄调，始肯离瞻”相拒。西藏地方政府闻讯后，一面“密谕瞻番，修备兵戎，严防碉隘，防川师之潜袭”；一面向清政府递交“阖藏公禀”，要求瞻对继续归藏管理。而“关外土司喇嘛等，因瞻事风谣煽布，蠢起抗争”，“里塘僧土竟敢要挟文武，逼释盗匪，扬言瞻酋派队围犯里塘。”③（注：《锡良遗稿·奏稿》[Z]，卷1，“复陈筹议收瞻折”。）在此情况下清廷对收瞻问题又犹豫不决起来。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巴塘事件的发生。此外，在巴塘事变发生前，川边爆发的“泰宁事件”也对巴塘事变的产生有着一定影响。
泰宁又作泰凝，在今四川道孚县协德乡一带。清雍正六年，因西藏不靖，清廷将七世达赖喇嘛移住于此，建惠远寺供其驻锡，划附近71户人民归寺属，用以供养该寺。雍正十二年达赖喇嘛返拉萨后，此寺住持仍照例由拉萨三大寺委派，属民逐渐发展到近百户。河垭分为上、中、下三河垭，为泰宁寺属之地，在雅砻江一支流岸，沿河多有金砂。清代以来，川边金夫多有买通僧人私往淘采的，凡淘得者均须向寺庙缴纳税金。光绪年间金苗甚旺，寺庙收入颇为丰厚。光绪三十年十月，有商人向川省矿务局申请在河垭开金厂。凤全和锡良想增加边地税收，便督促打箭炉厅准令商人开办，并派官弁前往弹压。由于金厂的开办直接伤害了寺庙、僧人的利益，故刚一开办，便遭到泰宁寺僧人率当地人民阻拒，双方发生冲突，金厂被毁，金夫数人被杀。刘廷恕派都司卢名扬率绿营兵一哨前往镇慑，又遭到当地人的偷袭，全部被杀。“瞻对藏官亦暗助泰凝寺为乱”，派出马队至道孚界上示威。
川督锡良闻讯后，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廿一日奏派四川提督马维骐率兵五营进驻打箭炉，“相度事机，再行进发”。马维骐三月中旬抵达打箭炉后，即逗留不前。三月十七日，锡良得知巴塘事变后，责命马维骐迅速进军解决泰宁问题，以便回军征剿巴塘。四月十三日，马维骐分军三路进攻泰宁，“喇嘛即弃寺而逃”④（注：查骞：《边藏风土记》手抄本，卷1。查骞，字介休，安徽怀宁人，光绪三十一年任里塘粮务。泰宁事件和巴塘变乱时他正在川边，比较了解真实情况。）。泰宁事件虽与巴塘事变无直接联系，但由于此前打箭炉厅的驻军均集中于应付泰宁之乱，忽视了巴塘方面亟待增添军力的问题，以致巴塘兵力不足，凤全被困后待援不至。同时，泰宁开矿，政府与寺庙争利的情况传到巴塘，对丁林寺等也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它们对巴塘开垦、练兵的反抗。

⑵ 杜栐和这个名字打分

姓名得分：96（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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