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许知远吐槽大会一战成名,文化人“骂人”到底多牛
《吐槽大会》第四期节目中,参与吐槽的包括毒舌主持金星与顶流女主播薇娅,还有当红的脱口秀新星李雪琴和王建国,但最后最让网友印象深刻的反而是看似与吐槽没啥关联的许知远。
许知远吐槽李雪琴说:“北大的教育确实不如当年了,我想去北大站在门口,说一声'李雪琴你好,我是许知远,北大的门槛,多低‘”
许知远吐槽金星说:“她有一种把全世界的事都变成家长里短,鲁迅上了她的节目,她也就是问问,在北平一个月挣多少钱呢?你的故居是租的还是买的?你跟闰土还联系吗?我估计鲁迅听完,就想说两句话,一句是脏话,另外一句,也是脏话。”
不少网友纷纷打趣:听了许知远的吐槽,我想读书了。文化人许知远又火了一把。原因是在吐槽大会这样重娱乐,轻深度的节目上,许知远的吐槽,让所有人重新认识了有文化的力量,读书的力量。
节目播出之后,很多人说喜欢看这样有内容的吐槽,甚至有人说许知远是一己之力拉高了节目的整体水准。
文化人骂人都这么不动声色且含蓄吗?所有不省事儿的主儿看到他都噤若寒蝉甘拜下风的样子。是的,精选君我记得钱钟书、鲁迅、冰心....这些文人说的话,好家伙那才叫凶残。
总结
在互联网时代,短视频兴起、速食文化时代到来,人们在碎片化的阅读快感中难以深入思考,甚至很难静下来读完一本书,许知远的吐槽,幽默中有智慧,笑声中有内涵,让综艺节目多了些思索的意义,让文化回归生活,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吗?
㈡ 许知远名言
真正感动人的,从来不是思想,而是年轻的勇气。——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2、只有你有能力睥睨一切时,你才具有厌倦的能力。——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3、青春必须带上某种疯狂的痕迹,他让你恬不知耻的挑战历史。——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4、如果一个人在青春期不具备缥缈的幻想,那么这个人注定是乏味的。——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5、我们的平庸,似乎也正是我们从来不敢赤裸裸地面对自己,对于我们的内心世界缺乏持久的关怀和信任。——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6、它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它只是让我意识到时间在我的短暂生命里的流尚,我还年轻,如此而已,而“年轻就是天堂”。——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7、当然,我们都会怀念史努比,就像上个世纪的人怀念19世纪的单纯一样。但面对现实的残酷,我们所能做的可能仅仅是怀念。——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8、这个世界很浮华,不要走得太快,是时候停一停,静一静,想一想,沉淀思绪后,重新出发,你一定要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9、可能,对于一个漫长的生命来讲,灵魂可以激动的时期本就很短,这是整个暗淡生命中最明亮的时段,或许也是我们之所以存活在世间的主要缘由。——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10、人们不倾听内心的渴望,回避孤独与焦虑,身在通行的规则背后,但人们也终究会发现,这种生活其实不值得一过。你越回避自己的内心,越茫然无措。——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11、我们的生活就像网页上永远没有穷尽的链接一样,从这一点到那一点,我们无法把精力集中在任何一点上,而青春与才情就消耗在这没完没了的跳跃过程中。——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12、邪恶的一个根源就是人类对于理想的不断追逐。当人们坚信他们站在正义一方,而致力于改善世界时,他们经常理所应当地运用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反对势力。——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13、我们身上的中庸性,妨碍了我们对于自由,对于生命的极端享受。我们驯化的教育背景,我们生命意志的软弱已经注定了,我们只能在对“在路上”的憧憬中度过青春时光。——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14、如果你始终把自己看做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也始终拒绝体验更深刻与广阔的情感,你当然可以这样说,无知的感动与有知的感动是有区别的,就像幼稚与单纯有区别一样。——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15、生命从一段黑暗过渡到另一段黑暗,这中间他们有幸走过一段光明的称作人的道路。因此,他们应该在这段光明之中,探究人的意义,寻觅到灵魂。而理想,便是灵魂生活的寄托。——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16、面对不幸而产生感动是一种自然情感,但是当你把这种个人化的感动无限制地夸大励志网http://www.qqZf.cN/,甚至是固定成一种抒情式的写作模式,这种感动的目的无法不令人怀疑。这种抒情,可能正危险地滑向滥情。——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17、比起那些苍白的思想者,行动的海明威更体现了黑格尔的论断:“人的真正存在是他的行为……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个符号,而是事情自身。行为就是这个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人。”——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㈢ 《许知远:中国纪事》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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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大约两年前,我开始问自己,你能谈论自己的国家吗?你能否安静地把一件事讲清楚?
那时,我厌倦持续了四年的虚张声势的国际评论写作:煞有介事地谈论华盛顿、伦敦与新德里的局势,将马基雅维利、亨利·基辛格和沃伦·巴菲特的名字纠缠在一起,从民族国家纵横到后现代世界。
这种写作充满了快感,却也常常不知所云,它让我不时陷入虚空,对于更真实、生动的生活反而失去了感受。一种焦虑油然而生——我不过是那些死去的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闻媒体的传声筒,不断讲述的是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经验,它们遮蔽了自己的声音。
如果运用自己的双眼、双脚、头脑,来观察、触摸、思考中国社会,我能发现什么?怎样表达出来?这本不到300页的小书正是这种尝试的初步结果。我试着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立刻进行价值判断;去描绘细微的变化,而不是宏大叙事……我知道这种努力不算成功,它经常会滑向自我沉溺,为了感受的独特性,而夸张个人感受。我的价值判断也会……
㈣ 离开位子,你是谁呢
如果可以任选一个旅伴,一起去旅行,去“艳遇”书籍与城市,你想和谁同行?
我想,一个最懂得“艳遇”的人,许知远会是不错的选择。
他曾是著名刊物主笔,名字出现在《三联》《新周刊》等书页上,出版过几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纸上“艳遇”思想;
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他开了一家不追逐流行、不怎么卖畅销书的书店,叫单向空间,在这里“艳遇”有价值的阅读;
你会和许知远一起在布拉格散步,走过保存完好的老城区,欣赏用轻佻包住沉重的内核的布拉格人;
找到卡夫卡曾经写作的地方,艳遇昆德拉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托马斯和萨宾娜,去思考时代背景之下的浪荡子爱情;
你也会和许知远一起漫游台北忠孝东路,艳遇邓丽君的歌,去认识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
在哈尔滨艳遇萧红,思考一种《黄金时代》的可能性;
又或者在巴黎艳遇海明威和《流动的盛宴》,倾听唱《玫瑰人生》的琵雅芙;
如果想艳遇菲茨杰拉德畅谈《了不起的盖茨比》,那就要向东飞行,一直飞到美国的普林斯顿……
㈤ 许知远的写作历程
许知远的出现从来都离不开书。
即使是坐地铁或是接受媒体采访前的空隙,他的面前也总会有一本书,或是一本英文杂志,一本厚重的英文字典。
他做书店、开专栏、写书。八年间,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从《经济观察报》到《生活》杂志,这个在23岁就决定做一个作家的人,他的文字已经影响了新一批年轻人。
从24岁到31岁,许知远称,他的写作已经从追求华丽转变为注重对生活真实的体验。“我希望在写作中寻找安宁、美好的东西。”尽管他同时也认为,写作不应该是一件随性的事,发表意见应该是一种义务。
许知远文章中充溢的,是众多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名字。他在《经济观察报》的专栏结集《昨日与明日》,名字就是模仿李普曼的专栏“今日与明日”。不仅如此,他的参照体系的英美色彩浓厚:“特别是高中时期,那时受了很多李敖的影响。他不是在文章中说,什么都是西方的好吗?”而对于传统文化,他却“一无了解”。朋友说,他谈论中国时的口气“就像一个外来者”。
高中与大学时期,被翻译成中文的外版书籍成为许知远最主要的阅读来源。北大图书馆三、五块钱处理的《时代》过刊,成为他认识西方的主要途径。这段阅读经历,对他的思维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人、对事物、对国家的看法,都是从西方经验里来的,比如说,我就曾认为个人主义是最好的。”
2002年,许知远第一次出国,他在美国待了一个月。“以前对于西方的认识更多是从书本上,这次是人和人更感性的接触,也是第一次跟以前只在教学参考书上出现的人进行真正的交流。像加尔布雷斯、希勒,他们都是非常典型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世界的思考方式,甚至他们的谈话方式,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借鉴,慢慢形成自己的态度。我见加尔布雷斯时,他已经92岁了,还在写新书,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做这样的人,要做一些新的事情。”
2004年,许知远第一次给大陆以外的杂志《天下》撰写专栏。一名台湾学生说,他从这本在华人世界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上,第一次看到了大陆人写的文章。这也是许知远“发现中国”的开始:“那时还很模糊,不知道该怎么写中国。但写作和谈论是一种探索方式,在谈论中,我发现自己中国意识的空白,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中国,只能去看《财富》、《纽约时报》是怎么写的。这是一块陌生的知识和情感领域。”
从为中国介绍西方,到向台湾介绍大陆,许知远感受的最大不同是,“你越描绘自己的国家,越意识到跟她的感情,情感是一点点凸显出来的。所谓的冷峻都是假装的,要温情,不要滥情就可以了。”
这之后,许知远的文章中,“中国”不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现在清晰一些了”。他开始试图探讨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他的价值体系中,也开始补充进一些非英美体系的东西。近一两年,他开始写更多关于中国的事物。在《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专栏就是希望帮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从来不读鲁迅的他,近几个月开始读鲁迅了。而且,他还计划到中国各地走走,通过与当地人的交谈,把看到、听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他依然读不下去古文,看的更多的还是汉学家写中国的文章。
微电子专业的背景却频频在经济领域发言、文章中过分的旁征博引,都成为人们对许知远的最大质疑。“专家是多么愚蠢的title呀!”许知远反驳说。“我的专业是人,是一个更宏观的概念。而且我大量使用引语,是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用引语,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连接的过程,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人,为读者提供启发。那是我试图分析和推理的方式呀。在西方传统里,这是很正常的。但我们的国家太反智了,人们喜欢直接的东西。而我传递更多的是信息和推理,不是一个确定的观点。我不一定有观点,结论必须建立在事实上,才能得出看法。当我有观点的时候我会表达出来的。”
许知远说,他开始更重视微小的变化。“成长的过程不仅是知识的积累也是经验的积累,更是内心对于自己所做事情确认的过程。”这个曾经迷恋苏晓康式抒情体,曾经以李敖、孔庆东为精神武器的年轻人,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世界的参照体系很多,你要试图从不同的地方借鉴不同的经验。我还没有成型,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所以它们都是我的一部分。知识可以被不断取代、颠覆,但性格的塑造却能给人生带来稳定性。生活没有特殊的转折点,而是由dailywork积累而成的,认识到这一点,是我自己成熟的标志。”
㈥ 许知远和高晓松对比,两人不同地方有哪些
许知远和高晓松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从出生的背景,再到风格都是不一样的,今天小编就要带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出生就不一样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高晓松的出生背景,随便提几个人物就能让大家惊讶,高晓松的外公张维是深圳大学创办者,两院院士。她的外婆陆士嘉是著名流体力学家、教育家。可以说的一点就是高晓松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家庭,而许知远是在江苏农村出生的,许知远的父亲是在部队中,可以说是比较普通的人物。
总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弱点,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无聊。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都提供了一些思考,一些思考的维度和界限,并且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有用的见解和常识。
㈦ 彭晓芸当年是不是捧过韩寒
《彭晓芸: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细读之下,算是捧吧
谁也不能保证,说真话能够永远获得超额利润,随着微博的发展,说真话的稀缺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变得不那么罕见了,这就要求说有技术含量的真话了,恐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寒遭遇到了他的人生里,除考试以外的,再一次有力挑战。
韩寒终于不“插科打诨”了,但人们混乱了。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韩寒近日在博客连续抛出三篇文章,文风大变,板起面孔“论革命谈民主要自由”,有人将其要旨归纳为三句话:“革命不可为,民主不能急,自由需跪求。”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以最快的速度在前二论出来的次日即发表社论,高度赞赏韩寒文章展现出来的理性姿态。而微博上,褒贬不一,有的正儿八经讨论观点,有的讨论的则是韩寒这个人,白热化的争论并未严格遵循公共理性的边界,从概念到逻辑,也多有紊乱,一时间,微博像极了大集市,人声鼎沸,虽不乏深刻的洞见,却很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此类议题平素在互联网空间多有讨论,但如此密集地、大规模地同时“命题作文”,可能确实是多年未见的繁荣景象,连网站的高层管理者也按捺不住激动地亲自见证“历史性时刻”。
当然,也有别样的声音,诸如认为这是一次商业炒作,由经纪人和书商操纵。这样的旁支确实不在议题中心,对于关切这场公共讨论的内容的人来说,“三论”抛出的幕后故事已经无关紧要,激起舆论热烈争鸣,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已然是“伟大的胜利”。至少可以说,这的确是一次成功的议程设置。但如果有人说郭敬明以自己的抄袭成功地引发了文化界对抄袭这件重要的事情的热烈讨论,所以郭敬明是如何抄袭的已经无关紧要了,相信同样的一批人会站出来反对。在公共论辩当中,这样的逻辑不自洽几乎被毫无障碍地原谅。
其实,关于“革命”的话题并不新鲜,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各大报纸杂志多有精彩专题。至于“民主”,俞可平的专著《民主是个好东西》早脍炙人口,而关于“自由”,更是一个日常词汇,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早由严复于百余年前翻译(严复译本当时名为《群己权界论》)。这三样东西经由韩寒这一演绎,竟引发全民对“革命民主自由”这些宏大概念说三道四,除了韩寒的明星效应,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任何一个国民都关切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怎么办的问题,这一次,只是被点燃了积蓄已久的讨论激情,韩寒,这回可真成了“燃灯者”。
恰如人们还没有就革命、民主、自由等概念指什么达成共识就开始大谈特谈要不要的问题,人们也没有就韩寒的角色、定位究竟是什么,就展开功过是非论,仿佛非要辨出个输赢,进而表态支持韩寒抑或抛弃韩寒。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论辩,比缜密地表述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表达饥渴,因此,谁都怕说迟了,“这事儿都过气了”。
学者们多指出韩寒在谈论这些宏大命题时的知识缺陷,也有同为文化名人的易中天力挺韩寒,赞同韩寒对文人的不屑和不信任。在美国任教的华人学者薛涌则撰文说:“读到这些文字,先抛开其中的诸多谬误不说,最让我吃惊的是,韩寒作为青年偶像,思想却很老,似乎更接近‘40后’、‘50后’。”
迥异的评价,折射出论说者各自对韩寒的不同定位。
易中天在博客中说:“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可见他器重的是韩寒的巨大影响力,潜台词是巨大的影响力比是否专业、学术来得重要,循此逻辑,如果姚晨、章子怡小姐愿意谈论此话题,不管谈得好不好,易中天也是非常欢迎的。这样推理没错,但得出的定位是,在这种语境之下,韩寒是一位明星,不对其作公共知识分子的要求。
而薛涌等指出韩寒文章之谬误的,虽然也是基于其影响力大的既定事实,但逻辑却是,既然舆论已经把韩寒塑造为“意见领袖”,那么,韩寒不应滥用影响力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传播含混甚至错误的知识,另一位海外学者张鹤慈在微博上也说:“就是因为影响力大,才需要对其中的错认真对待,而避免误人子弟,我批评的重点不是他本人而是韩寒现象,商业化的今天,多元化是重要的突破,商业化中最能够流传的当然不是严肃的话题,而多是媚俗的东西,批评的是严肃的问题媚俗化的表达。”
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侧重的要旨显然很不一样,评价谁的“着眼点”更正确恐怕流于简单。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还原韩寒的角色以及抽离就人论人的语境,回溯一下韩寒究竟是怎么炼成的,这说的其实已经不是韩寒本身,而是社会是如何塑造韩寒的,这种塑造透露了某种集体无意识和微妙的社会心理,几可视为解剖时代的密码。
解剖这个时代,显然比解剖韩寒本人来得重要得多。
从群己权界的角度来说,韩寒愿意成为怎样的人,是否热爱读书,本来无涉旁人,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者可以指出韩寒的文章暴露了他可能不爱读书的事实——至少相关议题的书看得不多,但是却不能作出价值上的判断,究竟是读书的韩寒好还是不读书的韩寒好,究竟是爱做意见领袖的韩寒好还是赛车手韩寒好,不应分出高下,否则,便溢出政治自由主义的框架,进入一种没有答案的循环讨论。基于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边界,公共生活意见应当对公民的个人生活保持不偏不倚性,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舆论不应当干涉或者对公民的个体生活选择作出价值上高下的评判,更何况,谁也不知道韩寒内心深处真正向往的是怎样的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就公众认知而言,韩寒究竟是谁?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公民、赛车手、畅销书作家?今天人们看见的,还是过去那个韩寒吗?
如果仔细回顾韩寒的媒体形象,大约可以这么说,早年,他是一个少年写作天才,七门功课亮红灯而在高中退学,因小说《三重门》的出版而进入公众视野,此后,如纽约客的记者鸥逸文所说的,“写博客的韩寒比写书的韩寒更为成功”,因门户网站的推荐,因嬉笑怒骂的博客文章引起草根极大的共鸣,他成为博客火热的时代里,与徐静蕾并列的博客明星,就像今天微博时代的姚晨那样。
当然,微博时代的明星更难当一些,这种交互式传播的方式,导致网站虽然可能操纵粉丝的数量,却无法操纵传播的规模。博客时代,后台将文章推荐到网站首页获得点击量证明了博客依然是个编辑时代,而微博,每一个人自主的转发和评论使得受众浮出水面,读者犹如拥有了投票权,因此,微博和博客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机制,如果那是一个真实世界的话,差异犹如威权到民主的区隔,尽管微博仍有粉丝买卖等水分,但这就像有买卖票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民主社会的本质。
但韩寒并没有跳进微博,还发表博客文章对微博表示不屑。当然,微博的碎片化信息似乎妨害安静的深度思考,但实时的互动的模式,在制度层面,已经将博客这种单线传播的陈旧模式彻底抛弃了。
鸥逸文还说过:“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唯一”恐怕未必,但此言道出了韩寒和这个时代的关系,他是一个有能力消费政治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利润的高手,韩寒曾经说过:“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这说明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走钢丝般的繁荣其中的要义。
与唐骏的谎言相比,在透明的商业规则之下,说真话而获得商业效益乃至超额利润,是无可厚非的,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不能让说真话的人成为时代的Loser”的文章为此辩护:当说真话能够获得超额利润,那只能说明,说真话是一种稀缺品质,这符合市场原则,说明这个时代还是“沉默的大多数”。
但谁也不能保证,说真话能够永远获得超额利润,随着微博的发展,说真话的稀缺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变得不那么罕见了,这就要求说有技术含量的真话了,恐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寒遭遇到了他的人生里,除考试以外的,再一次有力挑战。
教授薛涌建议韩寒要读书,许知远对鸥逸文说:“韩寒叛逆了,成功了,还赚了不少钱,他有那么多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却拒绝了。”许知远认为网络虽然有潜力,但是它过于重名而不重实。他把韩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他说:“尽管那些歌可能是垃圾,但他的唱片还不是照样可以大卖。”
2010年4月,基于媒体人对舆论一边倒的韩寒现象的焦虑,我们曾经在时代周报做了一组专题,专题名字叫做《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对于韩氏话语的大肆流行泛滥的隐忧,做了全方位的剖析。专题提出,韩寒长期以插科打诨的姿态调侃政治,这相当于拆房子,但是,终究还是要建房子的,我们担心,届时韩寒以及深受韩氏话语影响的读者,忘记了房子是如何建的了。
在这组专题推出之后,我写过一篇编辑手记——《青年人,读韩寒还是许知远?》,并非要将韩寒与许知远对立,非得二选一,而是基于这样的深切忧虑,同样是青年偶像、青年文化人,许知远代表了一种更为深广的思考,韩寒代表了网络的草根精神,但后者的火爆程度远远超过了前者,这是大众媒体以及读者的一种自然选择吗?这种选择背后的逻辑和社会心理是什么?搞清楚这一点,也许对我们很重要。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许知远会如何看待韩寒现象,但很快,许知远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庸众的胜利》,虽也流传甚广,但无论如何,不能和今天由韩寒亲自引擎的这场大争论的火热程度相提并论。这篇文章,比之我的短文《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李铁的《韩寒什么时候会OUT》,更为犀利直接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民粹倾向的时代:“韩寒说出一些聪明话,时代神经就震颤不已,这是庸众的胜利或民族的失败。”
我赞同许知远敏锐的判断。人们给予韩寒廉价的赞美,给予韩寒不可承受之重的期待,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小”,还有你不敢赞美的,还有你对自己不敢的期待,于是,韩寒,成为了这个时代包裹在政治的犬儒与市场的狂欢之下的符号。
人们并不关心真实的韩寒是怎样的,也不关心韩寒是否可能承受这样的期待,总之,他就是这样毫无商量地成为了一个带有反抗意味但又无比安全,还能寄托一点点文艺青年小资情调的时代标签。人们没有注意到,插科打诨的游戏姿态下表述的政治表情,那是戴着面具、戴着脚镣的舞蹈,谁也看不见背后真实的面孔。
韩寒终于摘下了面具,人们却惊呼:他怎么变了,他勇敢了,他堕落了……
其实,如果不出意外,韩寒并没有变,只不过是他戴着面具的时候,你没有好好识别。
至于“庸众”为何是庸众,为何识别能力不高,恐怕和媒体被资本俘虏又非要摆出一副“理想主义”的姿势相关,韩寒符合消费主义与反抗者标签等市场需求要素,于是成为了媒体及互联网争相供起的“神器”。而疯狂的崇拜者,不少是教育的受害者,在一个公民教育严重匮乏的时代,即便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思维也未必比韩寒健全,于是,粉丝们甘愿接受韩寒戏谑式的安抚。
某种程度上,应当承认,当韩寒用不娴熟的甚至在学者眼里蹩脚的话语谈论时代的重大命题的时候,是这个时代进步了,那个风中的少年,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奔跑而已,甚或,他本来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奔跑,但由于此前那些狂热的崇拜已然把韩寒从风中拽走,一厢情愿地以加速度对这个少年施以“大多数暴力”,硬生生地把一个贪玩的青年推上了神坛。
这篇文章,我几乎不怎么谈论韩寒的“三论”的具体观点,甚至也不想争论那些宏大议题,诸如韩寒不懂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区别,韩寒轻视了民间此起彼伏的公民行动的力量,韩寒割裂了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恰如他追求的出版自由,难道出版权益、利润和他的价值理念之间,没有内在的统一吗?为何到了民间社会这里,要钱的诉求就一定是不好的呢?韩寒恐怕没有准备好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我甚至觉着,不一定要强迫韩寒去思考和回应这些问题,那样,我们依然在犯错,在一如既往地把时代的责任推到了一个人身上,你感兴趣,为何不自己去思考呢?为什么一定要韩寒替你想,替你喊,那么,你,那些千千万万的“你”究竟躲到哪里去了?!
正因为这种焦灼的拷问,本文不是这轮争论里面的任何一篇论辩文章,也不是任何一方的辩手,仅只做了一个还原和回放,循着这一路看来,舆论风暴并不能改变韩寒什么,甚至也不需要改变韩寒。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韩寒难道没有做一个快乐的赛车手的自由吗?韩寒一定要读书,变成另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或社会活动家哈维尔吗?你问过韩寒的意愿没有?你看见韩寒的自问自答当中,表现出来的对这种社会期待的叛逆没有?
对了,叛逆,韩寒一直在和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抗争(不管这个多数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是韩寒的本色。
或许韩寒一点也没有变,他一直就站立在那里,只是我们不停地变换各种眼镜在看他,可惜,他不是3D,他是真实的中国文坛“坏小子”,我们要做的,是摘下各色眼镜,重新看一眼“被现象”了的韩寒,然后,起身,和韩寒一起,既不是交叉,也不是齐步,仅仅只是平行地,学习各自走路。
原载《时代周报》2011年12月29日,见报略有删节。
㈧ 进击的巨人里面的三面墙壁分别叫啥名字啊急。。。
顺序由外而内是:玛利亚之墙→罗塞之墙→希娜之墙
如图:
㈨ 怎么评价节目《圆桌派》为什么口碑很好
感谢《圆桌派》为我们提供的文化简餐。这档节目可以说是衔着金汤匙出世,《锵锵三人行》是一代人的情怀,犹如《康熙来了》在大众的记忆中不可磨灭一样。但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节目的布景较《锵锵》更为精致了,每期开场看着窦文涛点上一柱熏香,泡上一壶清茶,三五人围坐一隅,契合了一个伪文艺青年的理想生活状态。
㈩ 《奇葩说》最年轻的导师,“暴得大名”对李诞是一件好事吗
人间不值得——李诞
很好奇,这个光头到底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为什么他瞬间就火了,并且在娱乐圈越来越活跃。
他来自内蒙、广东读书、奥美实习、《80后脱口秀》出道。写过诗、出版过小说、开了公司、一手打造了“脱口秀”说的娱乐帝国。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男子,长相奇特,小眼睛大脑袋永远耷拉的形体,在他身上毫无违和感,就好像这个人永远都在“戏谑人间”。
他在所以的镜头前都是嘻嘻哈哈的,包括《奇葩说》。
《奇葩说》一直都是很多观众朋友的“圣地”他的出现感觉好像跟“奇葩”这个词语挺符合,但是他的表现又好像让这个“圣地”不再纯粹。
李诞是继何炅之后来到奇葩说做导师团的,所以他们俩在节目的定位是有些相似的,何老师永远都是温暖的,李诞给人的感觉就是“戏谑”从来不认真。
他的吵闹是真的,他随意打断辩手讲话也是真的,喜欢谁就会非常捧,不喜欢就会使绊子也是真的;但他能够迅速让观众辩手调解情绪也是真的,能够缓解尴尬提供笑点也是真的。
你觉得我快乐吗?
拧巴的“佛系青年”
跟阿雅在日本的寺庙,他说:“我从来不拜佛,到处都是佛,我每天做什么你都知道,这样会显得很生分”
但他在《十三邀》上张口闭口都是“佛学”,许知远问他:“其实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经历什么,但总以为自己看透的世俗,对吗?”他承认,他说这叫“庸俗佛学,中国人很信这个”。
但在我看来是因为长久以来李诞都在用一种自欺欺人的“佛系”来刻意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坚定。
所以从始至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李诞,都是一个矛盾的人。
比如当许知远问他:“社会那么容易就俘获你吗?”
李诞的答案是:“自己内心的想法一切都不重要。”
而当许知远再问他:“你就这么容易被这社会规训吗?”
李诞直接反应:“哪那么容易规训我啊。”
再比如当他夸夸其谈的时候,许知远突然反问他一句:“真是这么想的,是吗?”
李诞给出的答案竟然是:“没办法,那你总得活,怎么办?
“佛系青年”指得是什么?
不争不抢、无所谓、都行、都可以。
李诞不是,它有着很明显的自我追求和人生哲学,他有自己的思想深度,有自己从不轻易表露的内心世界。所以他的粉丝经常说他“活的明白”。
他总是“不努力”“不努力”但小说倒是写了一本接一本。
确实是,活的明白,但不一定做的明白。
李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的灵魂,他的躯壳甚至他的长相,无论从哪里看他都是有趣的,他可以毫无顾忌的在舞台上耍宝逗笑观众,让大家做到“恐惧解除”。
他研究喜剧,研究笑点,知道什么样的内容适合“大众娱乐”知道怎么做可以让观众喜欢,但偶尔也会想要“放肆一回”,他可以给很多观众带来笑声,这是他的工作,他很明白。
所以在《奇葩说》《十三邀》的李诞都不是真实的,因为没有酒精的催化,所以少了《奇遇人生》的真实。
我喜欢他,他的“戏谑”“玩世不恭”都是他的人生态度,他是活的很明白,但是有些规则的存在不允许他做的也明白,不过这就够了,能给观众带来快乐才是他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