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国这个名字的由来
一、“中国”一词之本义考
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大致说来，有以下六种概念：一是指京师（首都）而言，如《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二是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如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三是指中原地区，如《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徒中国”。四是指国内、内地，如《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五是指诸夏族居住的地区，如《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六是指华夏或汉族建立的国家，《史记》、《汉书》经常出现这样的称谓。所以自汉代开始，人们常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正因为如此，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便以“中国”自居，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叫作“岛夷”；而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又如在宋代，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且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
二、“中国”一词之地域观念演变考
“中国”一词所指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当《尚书》上出现“中国”时，仅仅是西周人们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了，“中国”的涵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膨胀，“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秦汉以来，又把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都称为“中国”，“中国”一名终于成为我国的通用名号。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则成了专指我们国家全部领土的专用名词。
事实上，“中国”一名虽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它仅仅是一种地域观念，从夏、商、周开始直至清末，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China（“中国”）。至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1949年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将“中国”概念完善、充实到今天的含义。
三、“中国”一词别名考
“中国”的别名，除上述的“华夏”外，还有“中华”、“九州”、“四海”、“神州”等称呼。“中华”最初指黄河流域一带，《三国志》裴注中最早出现了“中华”一词。随着版图的扩大，凡属中原王朝所管辖的地方都统称为“中华”，泛指全国。唐代韩亻屋诗云：“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中华”与“外国”对举。所以，“中国”也简称“华”，中国人侨居海外称“华侨”。
“九州”之名，起于战国中期。当时列国纷争，战火连天，人们渴望统一，于是产生了区划中原的思想萌芽，因而《禹贡》便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其它古籍如《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也有“九州”的记载，尽管具体的州名有所差异，但记载的均为九个州。“州”正式成为政区是东汉的事。后代的州越分越多，越分越细，辖区也越来越小，但中心地域大致相当于战国时代“九州”的范围。所以“九州”就成了中国的代称，并一直沿用至今。
古时候，中国曾有“四海”之称，以四境均有海水环绕而得名。战国齐人邹衍，得到海外交通的启发，大胆提出了“大九州”说。他认为《禹贡》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叫“赤县神州”；同样大小的州共有9个，但不过是裨海环绕的小九州；这样的小九州共有9个，组成大九州；大九州四周为大瀛州所环绕。所以，“神州”只占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后代的事实虽然证明这只是一种假说，但“神州”之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四、世界文化中的“中国”名称考
古代印度、希腊、罗马等国人，尊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许多发达国家几乎都用与之音近的名词来称呼中国，中文译音为：支那、脂那、至那、希尼、震旦等。这些都是“秦”字的外文对应，或以为从“丝绸”的“丝”读音而来，也有人认为源出“瓷器（china）”或闽南话的“茶”。
俄罗斯将中国叫“契丹”，显然另有来源。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武力强盛，控制着整个蒙古高原及其周围地区，铁骑所至，所向无敌。而当时刚刚兴起于东欧平原的俄罗斯人，初闻东方惟有契丹，故称中国为“契丹”，并沿用至今。
㈡ 名字的来历是什么意思
凡人必有姓与名，姓与名既是人的一种符号的代表，同时又是人的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因此，从古至今，人们对自己姓与名十分珍重，我国的姓与名，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才发展到了今天人们所惯用的“姓名”。
但在我国古代，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姓名的，而是先有姓与氏，后有名、字、别号，古人的一生有很多名字，各有用途，意义不同。
“姓”字，为左右结构，左从“女”右为“生”，从“女”而生，在母系社会里，子女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母姓为后代惟一能确定的尊亲，正如《白虎通·三纲六纪》所云：“古元时，未有三刚六纪，人民但知有母，不知有父”。“姓”是一个集合名词，是家族的标识，或表示与某个大家族的某一血缘关系更为亲近的部分。
氏只是在汉朝以前才独立存在，它是“姓”的分支，“姓”是氏族的族号，氏族的成员都是以这个族号作为自己的姓。
“名”是指个人的符号，带有个人的烙印。在我国传统习俗中，“名”是在婴儿出生百日之后由父亲取定的，据《礼记·内则》记载，到了这一天，由母亲和保姆抱着婴儿来到厅堂见他的父亲，父亲郑重地握住孩子的手，给他取名。名取定以后，母亲和保姆把孩子抱回内室，然后把孩子的名字通告亲戚，父亲则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并报告地方长官，入籍登记。因此命名仪式非常隆重，是孩子一生中的第一件大事，这种习俗现在虽然没有了，但给孩子过“百岁”的风俗依然长盛不衰。
从历史的习俗沿革来看，名有乳名、本名、学名、曾用名、笔名、艺名等之分。乳名，也叫奶名、小名、小字，是一个人在孩童时期的名字。如小二、小三、宝贝、宝宝……，长大以后一般不用，除非长辈对晚辈偶尔呼之。
笔名，常常是文人墨客依据自己的喜好在其作品上署的别名。
艺名，即艺人演出时用的别名，如白玉霜，原名李慧敏，双名李桂珍，是评剧表演艺术家，其艺术风格，被称为“白派”。从以上“名”的各色特异的表现形式来看，既体现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称谓，又象征着一个人的职业、地位和身份……
“字”的产生，是出于避讳，也就是尊崇长辈的伦理需要。古代人在祭祀神灵和先祖的时候，为了表示恭敬，不敢直接称呼先祖的名，这样就产生了字。因此，“字”实际上是表示尊敬的人名。
古人取名字，名与字之间是有一定意义上的联系的，互相映衬，互相补充。
例如：屈原，字平，原为名，平为字，平与原二字相连。
孔融，字文举，融为名，意为融会贯通，文举为字，文章一举成名，文星高照。
白居易，字乐天，乐天与居易，相辅相成。
号，有很多古人除了有姓有名有字外，还有号，号是我国姓名文化中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广义的号有多种，有别号、绰号、谥号之分，号是自取的，也有别人赠予的。狭义的“号”是一个人的别字，又为别号。别号在文人中比较流行，名与字一般有一定的联系，而号与名无任何限制，别号始于唐，盛于宋，而亡于清。
字与号在清末以后，随着中国文化的变迁，很少再有人沿用，而逐渐被笔名、艺名、绰号等取代
㈢ 中国名字的由来]
"中国”的由来 -----------
我国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周代文献中，“中国”一词有五种不同含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统治着的王国；三指中原地区；四指国内、内地；五指汉族居住的地区和建立的国家。
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兄弟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称为“魏虏”；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做“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严格地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当然，历史上的“中国”不等于今天“中国”的范围。我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全国解放以后，也把“中国”作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㈣ 中国名字的来源
据史书记载及现有的考古文物证实，“中国”名称约在三千年前就有了。据一九八三年出土的西周文物上记有“余其宅兹中或”。专家考证，“中或”就是中国。所谓“中”就是“居天下之中”的意思；所谓“国”，在古代意指“城”。“中国”一名，古代含义不尽一样。有的指京师为中国；有的指帝王所在的都城为中国；有的则指华夏族和汉族所在的地区为中国；也有的指我国华夏族所建的国家在黄河流域一带，以为黄河流域为天下之中，故称“中国”。古时的“中国”与史书记载的“华夏”、“中土”、“中原”、“中夏”、“九州”、“神州”、“中华”一词的含义是相同的，都是中国人民对自己伟大祖国的共同称谓。从秦以后，“中国”名称的含义则指我国各族人民共有的疆域的全部领土。《史记·天官书》称：“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汉书·陆贾传》曰：“皇帝（指刘邦）起丰沛，讨暴秦，诛疆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名称则是指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全部疆域领土
㈤ 中国这个名字的由来
"中国"一词的由来
我国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周代文献中,"中国"一词有五种不同含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三指中原地区;四指国内,内地;五指诸夏或汉居住的地位和建立的国家.
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兄弟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有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叫做"魏虏",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做"岛夷".辽与北宋,金和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严格地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当然,历史上的"中国"并不等于今天"中国"的范围.我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有宋,辽,夏,金,元,明等,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上签署的国名是"大清".他们的国号都不叫"中国".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全国解放后,我们也把"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最初意思是什么呢？中者，天下之中心也。国者，大都城也。‘中国’的最初的字面意思是位于天下之中心的大城。‘中国’是华夏君主所驻的城市。华夏正统帝王代表其统治下的华夏帝国，‘中国’也就衍伸为华夏国家。‘中国’自上古(不晚于周朝建国时期)就是华夏国家总体的代称，华夏儿女在夷蛮之人的眼中口中就是所谓的‘中国之人’。此类记载遍布华夏和非华夏的文字记载。
把‘中国’作为中国的名称的历史缩少为民国建立以来的不足一个世纪，是国内的贼虏和海外的倭奴等贱族的‘阳谋’。凡我华夏儿女皆应牢记‘中国’是中国3000年的国家称号。为何倭奴打败虏清后非得硬造出‘之 那’这个词来指称中国呢？因为倭认为他们已经比中国强了，中国已经不配称为‘中国’了，因为‘中国’的意思是华夏国家是天下的中心，其他周边国家是蛮夷藩属。
中国的来历
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的前面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时的纪录。在《尚书》的《梓材》一篇中，也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皇天既会中国民越厥疆于先王”。由于《尚书》中不少内容是出于后人的追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参半。有了何尊铭文这件物证，《梓材》上的话就完全得到了证实。可见在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时的确已经使用“中国”一词了。
关于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这样看来，“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当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经有人用过，或者已经出现了，但即使有，也不会太久，因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过“国”或“或”（与国字相通）二字。
“中国”的本意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国”字说起。“国”与“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当先民因农业的发展而定居下来以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居民点和城市，城里称为国，城外近处就叫做郊人。开始时，国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则已经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范围。于是大的单位就被称为“邦”，小的单位还称国。再行后，由于一位首领或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即不止一个“国”，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就是以后将都城称为“国”的来历。
正因为一个“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范围很小，大的也不过相当于今天一个小县城，小的大概只等于一个“三家村”。由于绝大部分国人也得从事农耕，国中也包括大片农田，所以一个国的范围比单纯的居民点还是要大些。可以想像，这样的国的数量必定很多。相传大禹召集各国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聚会，据说参加并表示接受大禹领导的有“万国”之多。当然，“万”并不是实数，但数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汤的时代，已经减少到3000多个。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纣王，到达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上）时，原来归属于商的国（史称诸侯，实际是用了以后的名称）有八百个投向周王。到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据说还有1773个。
西周时，周王被称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但无论天子还是诸侯，他们居住的城邑都是“国”。既然同时存在那么多的国，在名称上就渐渐产生了区别。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前面提到，周武王在灭商后，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就是因为已经占有了商的京师。《诗经。大雅》中的《民劳》篇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诗句，很清楚地说明，所谓“中国”就是指京师。
“中国”的扩大和变化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和镐（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来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黍“中国”。到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扩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迁来周人居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关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镐京，杀了周幽王。犬戎虽然暂时退出了镐京，但随时威胁着周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适都洛邑。周人大多随平王东适，丰镐一带都给戎人占了，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围地区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当时秦人的首领襄公曾出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被平王封为诸侯，平王还做了个现成的人情，将已被戎人占领的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的地方封给了秦襄公，让他们自己从戎人手中夺取；还答应只要秦人能夺回丰、镐，也归秦国所有。以后秦国果然夺取了关中，但却并没有随之成为“中国”。
东适以后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往年的权威，政讼所及不出王畿的范围，不久就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实力的诸侯来扶持了。与此同时，几个周王近支宗族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凭借有利条件迅速强大起来，它们吞并了周围的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如郑国，始封的国君是周宣王的同父异母弟，当时只有一个郑邑（在今陕西华县）。三十多年后郑桓公东适至今河南新郑、荥阳之间。三年后（周平王二年，前769年）灭了郐国（在今新郑县西北），在新郑（今新郑县）建都。二年后，又灭了东虢（在今荥阳县东北）；很快就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这些大诸侯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就也称“中国”了。在诸侯国的内部，国都就等于周天子的京师，俨然就是国中的“中国”。就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等国，大致相当于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的范围不断扩大。如齐国虽是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在中心。齐桓公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自然应该进入“中国”的行列了。
春秋时的“中国”还具有民族意义。如秦国，不仅已经从戎人手中夺取了丰、镐和周人的发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势力已足以与晋、郑等国抗衡。这样一个大国，又占有原来的“中国”，照理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中国”，但由于秦人出于东夷，又长期处于戎狄之间，因此在春秋时代始终被“中国”的诸侯看作“夷狄”，挤不进“中国”诸侯会盟的圈子。又如楚国，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荆蛮地区，与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春秋时，楚国已非常强大，攻灭了周围不少小国，还多次出兵中原，威胁郑、蔡等国。但楚国非但没有因为实力强大而被承认为“中国”，还被认为与北方的狄一样危害“中国”的南夷，楚国灭邓、谷，伐郑、蔡的行动被看成是与狄人灭邢、卫相呼应。对这样的形势，《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夷和狄严重地危害中国，北边的狄人与南边的夷人相呼应，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称为“救中国”的“王者之师”，受到高度赞扬。孔子提到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时，也极口称颂他的“仁”，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袒矣！”（要没有管仲，我就得披着头发，袒露左臂，作夷狄的服饰了。）可见“中国”的标准有极强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标准中，文化比血缘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吴国的国君出于太（泰）伯，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长子，论血统是最高贵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后“文身断发”，完全服从当地荆蛮的习俗，当了荆蛮的首领。燕国的始祖召公与周同属姬姓，在周成王时曾与周公享有同样地位，以陕（今河南陕县）为界划分两人治理的范围。但燕国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秋时，吴国和燕国都被排除在“中国”之外。
到了战国，小国已被灭得差不多了。余下的七雄中，齐国本来就是“中国”；韩、赵、魏是从晋国分出来的，自然继续为“中国”；秦、楚、燕三国也被承认为“中国”了。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向南扩大至四川盆地，秦国还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居住，就取得了与秦国一样的“中国”地位。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 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秦国的旧地不仅已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是首都所在，更是“中国”中的“中国”。而且从理论上说，秦汉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显然，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狄、蛮，就不是“中国”。
“中国”之争
正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经络是模糊、不确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偏僻的地区看成为非“中国”。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往往只是根据习惯，所以不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同一时代，说法也会不一样。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看作非“中国”。
在西汉时代，今天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少数民族地区早已以“中国”自居了，因为从战国后期归入秦国至此已有百余年时间了，这些汉人又大多是关中移民或其后裔。可是在关中平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今天的江西，那时已经正式设置了郡县，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被一般人当成“中国”。到了唐宋时代，江西、湖南的大部分早已被人们接受为“中国”了，但偏僻的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却未必能享受这一殊荣。到了明朝，江西、湖南称“中国”就不成问题了，但云南、贵州一带还被当作非“中国”。“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有强烈的民族含义，一般即指汉族文化区，所以不仅与地理概念不一定一致，而且与领土的归属有时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边远地区，只要聚居了大批汉人，或者汉族传统文化相当发达，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汉族接受了汉族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这些人口会得到汉人的认同，他们聚居的地方也可能被承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河西走廊从公元前2世纪末归入汉朝以后，人口的主要来源是中原的贫民、戍卒和罪犯，以后又迁入了大批西北的少数民族，汉文化的水准很低，所以长期被排除在“中国”之外。但从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文化层次高的移民不断迁入，在十六国时期的特殊条件下，河西走廊地区的汉文化迅速发展，到了北魏初期俨然成为正统的儒家文化基地、人才的渊薮，人们刮目相看，自然不再认为那里是非“中国”了。
今天的福建，从公元3世纪末就是秦朝的疆域，设有闽中郡。但汉武帝征服东瓯和闽越以后，将当地越人内迁，以后虽然恢复了若干县治，但汉人迟迟没有迁入。所以直到东汉末年，这里明明是汉朝会稽郡的属地，而从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达今越南北方的大学者许靖却说他一路过来“不见汉地”。福建连汉地都不被承认，当然更不是“中国”了。
相反，从东汉后期开始，黄河流域的北部不少地方逐渐成为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到了北朝时，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成分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由于他们已经变牧为农，接受了汉族文化，就从来没有人对那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异议。可以说，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都是“中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两种标准同时并存，不仅引起了地区之间的“中国”之争，也引发了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
在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中国”就成为王朝法统的同义词，在成为分裂的双方或各方争夺的主要目标。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被迫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继承者自居，自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了“中国”的主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政权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得到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认南朝的“中国”地位，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了自己的版图。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了这一观点，唐初修前朝历史，南方、北方分别编纂。尽管由于作者个人的立场和感情，修成的史书实际并不会完全公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被列为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宁、金之间，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五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
中国和中央帝国
在明朝以前，外国人如何称呼当时的中原王朝，我们还不大清楚，因为像《马可波罗游记》这样专门记载中国情况的著作毕竟不多，而东方的历史文献大多用汉文，与中国的没有什么区别，西方和阿拉伯的又很不一致。但从明朝后期开始，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
但是人们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著名的官员和学者也在所难免。像魏源（1794－1857）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国”一词有时是指整个清朝，和今天的用法已经完全一样；但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
17世纪以来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或新疆（中国突厥）等等。我们以前往往将这类称呼看得非常严重，认为这是西方人别有用心，意在侵略。其实应该在时间和对象上加以区别，可以认为大多数西方人并无恶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这种混淆连魏源这样一位爱国的杰出学者都未能避免，外国人这样用也就不心大惊小怪了。
有的学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98）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时，清朝提供的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经使用了“中国”一词。以后在列强同清朝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清朝也使用了“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不过我们应该肯定，即使到了晚清，尽管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相当明确了，清朝的正式名称还是清、大清或大清国。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清朝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之所以愿意使用“中国”一词，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传统的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同样一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hina，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就像我们称TheUnitedStatesofAmerica为美国，并无称赞它美丽的意思；称France为法国，自然也毫无该国崇尚法律的含义。但在清朝却理解为CentralEmpire（中央帝国），当成一个尊称而乐意接受。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成为国家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
历史上的中国
说到这里，道理就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讲历史，讲历史上中国的统一和分裂，应该有我们的特定含义，而不是运用当时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后不一致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中国，绝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同于汉族聚居区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国的领土为范围呢？这自然是最简单的，但显然不妥当。因为由于一百多年来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了。今天的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华民国立国之初的领土，无法反映当时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领土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本文所谓昔日的天下，就指这一辽阔的地区。在这一范围内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有的曾经归属中原王朝的管辖，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应该强调，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范围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疆域发展变化的结果，便于从整体上说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并能前后采用同一个标准。事实上，这一范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疆域所至，例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过咸海之滨，元朝的北界远达北冰洋，朝鲜的北部曾经是汉朝的郡县，而越南曾是明朝初年的一个布政使司（行 省）。
㈥ 中国名字的由来....
在古代，人们所说的“中国”，并不是现在的“中国”。
古代的“中国”，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国”的代名词。在我国的文献中，“中国”一词有六种含义：
1、指皇帝所在的都城。
2、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因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一般都处在各诸侯国的中间，所以叫“中国”。后来又发展为凡是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都叫“中国”。
3、指中原地区。
4、指国内、内地。清朝就把内地叫“中国”。
5、指诸夏族居住的地方。诸夏地区不仅居住着汉人，也住着许多少数民族，人们把这个地区叫“中国”。
6、指诸夏族或汉族建立的国家。从汉代起，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除了王朝之外，还应包括各民族建立的政权和部落。19世纪以来，“中国”则指我国的全部领土，与古代的不同。
“中国”一词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一个王朝——商朝。由于商朝的国都位于它的东、南、西、北各方诸侯之中，所以人们称这块土地为“中国”，即居住于中间的王国，它同时又是政治、经济中心。
在古代，“中国”没有作为正式的国名出现，因为那时的王朝或政权，只有国号，而没有国名。他们所说的“中国”，是指地域、文化上的概念。
真正以“中国”做为正式国名简称，是从一场近代十分有名的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开始的。从这时起，“中国”才成为具有国家意义的正式名称。今天，“中国”已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组成的国家了，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