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境胡同名字的由来

⑴ 北京胡同的由来

北京胡同是中国独有的建筑形式，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壮丽的文化奇观之一。初接触北京的胡同，人们看到的都是灰墙灰瓦、整齐划一的一个模样，但只要你串上几条胡同，再和那儿的老住户聊上一阵子就会发现，每条胡同都有个说头儿，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着传奇般的经历。里面的历史掌故和趣闻逸事能使你对这不起眼的巷子肃然起敬。

⑵ 北京胡同名字的由来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当北京日益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在担心：胡同是否会消逝？大概正因为如此，有人又拣起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话题：胡同是怎么成为街巷的名字的？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

考其来源，最初的“胡同”这两字的外面都包着个“行”字，指明声音是“胡同”，意思是行走之地。那么“胡同”之音又从何而来呢？汉语中此两字的声音全无讲解呀！查查典籍，较早见到“胡同”的说法是在元曲杂剧，比如《张生煮海》中，梅香姑娘有“我住在砖塔胡同”的台词，这说明“胡同”一词产生在元代。所以《宛署杂记》考证道：“‘胡同’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兽取胡人大同之意。”这说法不一定对，因为元人即蒙古人，不会称自身为“胡人”，怎会取“胡人大同”之意呢？另一说法倒有些道理，今内蒙语的“浩特”变音写成汉文“胡同”。蒙语“浩特”是城镇之意，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即叫“呼和浩特”（青色之城的意思），那么，蒙古人统治的元代，将蒙语引入是不奇怪的。

一、“胡同”最初不是汉语

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二、胡同与井关系密切

有的学者认为，胡同是从“忽洞格”———井转变过来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先从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从一片荒野上建设起来的。它的中轴线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宫也是傍“海”而建的。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区，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的，以工地工场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场命名的等等。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于音译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试举几例：屎壳郎胡同，这名字多难听、多丑陋！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朝内有个“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 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这不是牵强附会，白帽胡同旁边，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猪毛胡同”附近曾有个“朱家胡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杨茅胡同附近就是杨梅竹斜街。

年代久远，有些发音被念走了样，这也不足为怪：汉语地名念走了样的难道就少么？不过有些蒙古语的地名难以考证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有几点还必须强调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钟楼：“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旧北京的井窝子。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北京居民的饮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没有私家专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图中的独轮车是专为人家送水的。

四、胡同与巷弄
“巷弄、胡同——巷去声，绛韵，古音胡贡反，本从共得声，读若‘弄’，至后汉始读今音，胡绛切。楚辞巷字作街。《诗经·郑风·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巷和迭叶韵，读弄音。弄出于楚辞，春秋楚国地方，即今两湖、江苏、安徽等地。故南北朝时，《南齐书》所载：‘萧鸾弑其君于西弄。’注：‘弄，巷也。’西弄，即西巷，急读为弄，缓读为徊，即胡同。今北京街道称为胡同，上海人将‘小巷’叫‘弄’，即此之故。近人程树德说胡同为元代北方蒙古族方言，自元始传人中国，(见《国故谈苑》卷二)实为误解。”（引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47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⑶ 北京的胡同都有哪些来历是什么

最长的胡同：东交民巷，全长3公里 最短的胡同：一尺大街，仅长25·23米
最宽的胡同：灵境胡同，最宽处32·18米 最窄的胡同：小喇叭口胡同，北口不足0·6米
拐弯最多的胡同：九湾胡同 最古老的胡同：元朝就有的砖塔胡同
仅存的过街楼：儒福里的观音院过街楼
北京胡同 的 名称 看上去包罗万象，既有江（大江胡同）河（河泊厂胡同）湖（团结湖）海（海滨胡同）、山（图样山胡同）川（川店胡同）日（日升胡同）月（月光胡同）、人物（张自忠路）姓氏（贾家胡同）、官府（帅府胡同）衙署（大兴县胡同）、寺（柏林寺胡同）庙（娘娘庙胡同）庵（观音庵胡同）堂（老君堂胡同），又有市场（菜市口）、商品（银碗胡同）、第宅（赵府胡同）仓库（海运仓胡同）、工厂（打磨厂街）、地形（高坡胡同）、标志（麒麟碑胡同）、花（花枝胡同）草（草园胡同）鱼（金鱼胡同）虫（养蜂夹道），还有云（云居胡同）、雨（雨儿胡同）、星（大星胡同）、空（空厂）、水（水道子胡同）、井（井儿胡同）、港（港沟）、湾（湾子）、风（风发胡同）、雷（雷震口）、电（电报局街）、火（火药局胡同）、树木（枣树胡同）瓜果（果子胡同）、鸡（鸡爪胡同）鸭（鸭子店）鱼（鲜鱼口）肉（肉市街）等等。
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独独八大胡同闻名中外。因为当年，这里曾是烟叶花柳巷的代名词。 “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其实，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只不过当年，这八条胡同的妓院多是一等二等，妓女的“档次”也比较高，所以才如此知名。
老北京城的妓院分若干等级。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多是官妓。现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如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之所。
内务部街在明清时叫勾栏胡同，是由妓女和艺人扶着栏杆卖唱演绎而来的。以 后“勾栏”成为妓院的别称。 明清时期，当官的和有钱的饮宴时要妓女陪酒、奏乐、演唱，叫做“叫条子”，在妓女一方，则叫“出条子”。
百顺胡同 ：到了清末民初，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一是因为这里离内城较近，官员们出城享乐比较方便；二是这里有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多；三是前门外大街是京城著名的商业街，相当繁华；四是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乐，可自成一体。
据30年代末的一份统计资料，当时“八大胡同”入册登记准予营业的妓院达117家，妓女有750多人，这只是正式“挂牌”的，还不算“野妓”和“暗娼”。
老北京的妓女分为“南班”与“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子，档次高一些，不但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如京城名妓赛金花、小凤仙等。“北班”的妓女以黄河以北地区的女子为主，相貌好，但文化素养差一些。“八大胡同”的妓女以“南班”居多，故多为一、二等妓院。而其它地区的妓院，大多数是“北班”。当时在京城做官和经商的人多是南方人，因此，“八大胡同”成为这些达官贵人经常出入的地界。
前、后孙公园胡同：由著名文化街琉璃厂往南，南新华街西侧，有一条东西向的胡同。这就是前孙公园胡同。该胡同北即是后孙公园胡同，亦是东西走向，不过比前孙公园胡同要短。说起这两条胡同的得名，皆来源于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的作者孙承泽。孙承泽字耳泊、号北海、又号退谷。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崇祯四年登进士，清顺治十年“休至”，卒于康熙十五年，终年八十四岁。他祖籍山东，十五世纪初，明成祖命户部迁徙山东青州等府民隶上林苑（时北北京南苑），所以，到孙承泽这一辈，也算是“老北京”了。孙承泽在顺治年任吏部左侍郎时，题奏保举大学士陈名夏担任吏部尚书。顺治以侍郎保举阁臣，有违体制，认为孙另有所图，心术不端。之后，便有孙承泽“引疾乞休，（上）允之。”孙承泽“退休”后，便在梁家园以北这片高岗地区建别墅名孙公园，以著书立说二十余年至终。此时，他在京西也建有别墅，名“退谷”。京西樱桃沟原名退谷即由此得名。
考清乾隆十五年《北京城图》上已标有前孙公园胡同和孙公园了。这说明此胡同成名较早。孙承泽是饱学之士，他的藏书也颇丰。藏书处名“研山堂”、“万卷楼”。他的著作每有题为“记于城南书舍”。孙承泽死后，他的住宅有清一代一些著名文人都曾在此居住过，如翁方纲、叶继雯、刘位坦等。到了清末，孙公园的房舍大部分又都改做了会馆。因为孙公园占地几连一条街，可谓会馆如林，有泉郡会馆、台州会馆等。
百子胡同：复兴门内城方街（原城隍庙街）西口里路北，有小胡同名“百子胡同”。这条胡同现在共有南、北、西三个口，呈“丁”字形。过去从南到北一段称“铁匠营”，由北口向东拐去，可达城隍庙西侧的“花园宫”。至于旧时的百子胡同，仅限于铁匠营以西，只有几户人家的大院至西口一带。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将铁匠营名取消，合并一起称百子胡同。
今考百子胡同的由来，与元明时代的城隍庙有关。明末时的邹元标、冯从吾两位学者，于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应召入京，余暇时在城隍庙百子堂会讲，听讲者有数百人之多。同时在百子堂议定，兴建宣武门内的首善书院。由此不难推断，早先的城隍庙占地范围要比后来大，今日的百子胡同，有可能就是在未建首善书院以前的百子堂讲学之所，可惜这里没有留下什么遗迹。
大兴胡同：元大兴县治所在大都城南（今宣武区东北琉璃厂南），明洪武三年（1370）始移县治所于北城教忠坊（即今东城区大兴胡同）。明清两代大兴县先后隶北平府、顺天府，其治所一直未变动。
辛亥革命后，于1914年10月4日废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下辖大兴、宛平等二十县。1928年6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令，直隶改称河北省，北京改名北平；划北平为特别市，京兆所辖大兴等二十县划属湖北省。国都南迁时，曾议迁大兴县治于黄村镇。当时大兴县所辖六个区，有五个区在北平城南，孙河区在城北。故民众团体代表联合上书以“大兴县政府久居平城，与所属民众向来隔阂”为由，呈请将大兴县治所迁至黄村镇。但由于种种困难，当时并未迁移。直到1935年3月才将大兴县政府迁至南苑北大红门，以原奉宸官房为办公地点。其旧址即今丰台区北大红门东后街一百四十六号。县署铁门犹存。
“七七事变”后，1937年6月15日，敌伪组织将北大红门县治复迁至南苑镇营市街，“假自强小学旧有房舍，修葺整理”为县署办公处。其旧址即今丰台区南苑镇新华路五号南苑第二旅馆。直至北平和平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我大兴县人民政府于1945年秋至1946年5月进驻礼贤镇；1948年底移驻安定小营（即今大兴县兴安营）；1949年春迁至青云店；1954年夏，大兴县委、县人民政府自青云店迁移至黄村镇。从此，黄村镇始成为大兴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58年3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大兴县划归于北京市。黄村镇作为北京南郊的一座重要集镇迅速发展起来，为今天成为首都卫星城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以前，大兴县署所在地尚未形成胡同。清代名大兴县署胡同，后改称大兴县胡同。1965年后改名大兴胡同。

⑷ 石板房胡同(灵境胡同的石板房)的由来

北京的很多地名都是有来历的，追究起来，这些来历都是很简单的、很世俗化的、很生活化的。
胡同名称也是如此。很早以前，石板房胡同一带的房子很多都是以石板做瓦，被人称为石板房，久而久之这些石板房所在的街道就被称为了石板房胡同胡同，先是约定俗成，然后就是正式命名。
明白了吗？它可不是卖石板的。呵呵。骡马市、灯市口、羊市口....那才是做买卖的地方。

⑸ 胡同名称的由来

胡同的由来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当一北京日益现代化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在担心：胡同是否会消逝？大概正因为如此,有人又拣起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话题：胡同是怎么成为街巷的名字的？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

考其来源,最初的“胡同”这两字的外面都包着个“行”字,指明声音是“胡同”,意思是行走之地。那么“胡同”之音又从何而来呢？汉语中此两字的声音全无讲解呀！查查典籍,较早见到“胡同”的说法是在元曲杂剧,比如《张生煮海》中,梅香姑娘有“我住在砖塔胡同”的台词,这说明“胡同”一词产生在元代。所以《宛署杂记》考证道：“‘胡同’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兽取胡人大同之意。”这说法不一定对,因为元人即蒙古人,不会称自身为“胡人”,怎会取“胡人大同”之意呢？另一说法倒有些道理,今内蒙语的“浩特”变音写成汉文“胡同”。蒙语“浩特”是城镇之意,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即叫“呼和浩特”(青色之城的意思),那么,蒙古人统治的元代,将蒙语引入是不奇怪的。

一、“胡同”最初不是汉语

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二、胡同与井关系密切

有的学者认为,胡同是从“忽洞格”———井转变过来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先从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从一片荒野上建设起来的。它的中轴线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宫也是傍“海”而建的。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区,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的,以工地工场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场命名的等等。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于音译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试举几例：屎壳郎胡同,这名字多难听、多丑陋！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朝内有个“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 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这不是牵强附会,白帽胡同旁边,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猪毛胡同”附近曾有个“朱家胡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杨茅胡同附近就是杨梅竹斜街。

年代久远,有些发音被念走了样,这也不足为怪：汉语地名念走了样的难道就少么？不过有些蒙古语的地名难以考证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有几点还必须强调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钟楼：“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旧北京的井窝子。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北京居民的饮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没有私家专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图中的独轮车是专为人家送水的。

胡同景点介绍

什刹海

元朝初年,这片水域叫积水潭,它是大都漕运的终点,无数南来的船队都在此靠岸。萨兆沩先生在《净业觅踪》说,那时两岸“饼铺饭馆云集,酒旗绵延数里”,“春雨清尘,桃李盛开,酒楼悬挂的酒旗,迎着东风招展。那青底红字的酒旗,绵延达数里之遥”。可见,当时已是一片繁荣景象。

在明代,因湖边有座什刹寺,这片水域随之被称作什刹海了。元代的漕河逐渐废弃,积水潭日益内缩,慢慢形成彼此相连的三个小湖,往日船货云集的水陆码头,一变而成波光潋滟的宁静水乡。当时的诗人李东阳在湖边流连,兴之所至,赞它为“城中第一佳水”。公安三袁也联袂而来,在湖畔结社,饮酒,赏月,吟诗,留下一段佳话。

在清代,三个小湖分别被通俗地叫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前海、后海和西海。三海相连,南接北海、中海和南海,而中海和南海的东侧,是紫禁城。不知是骄傲还是悲哀,紫禁城里最后两任皇帝,都出自后海东岸的醇亲王府,大清帝国最后几出惨烈的大戏,其实早在什刹海畔就拉开了序幕。

恭王府恭王府开放时间8:30-17:00,恭王府位於前海西街17号,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据说恭王府总面积为一百多亩。相当於中山公园,这是至今保存最好的一座王府,曾是和珅的宅邸。

恭王府分中东西三路,分别由多过四合院组成,后为长160米的二层后罩楼。

恭王府假山,此假山是用糯米浆砌筑成的,非常坚固,山上置两口缸,缸底有管子通到假山上,通过往缸中灌水的办法来增加院中的湿度,过去整个假山上都长满了青苔。

假山正中有一康熙皇帝为其母祝寿写的“福”字碑,这是恭王府的“三绝”之一,,贯穿整修假山。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太上皇弘历归天,次日嘉庆褫夺了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职,抄了其家,估计全部财富约值白银八亿两,相当於国库十几年的总收入,所以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2月22日和珅被“赐令自尽”。

胡同(烟袋斜街)

烟袋斜街,它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小石碑胡同与鸦儿胡同相连,为东北西南走向,全长232米。据清乾隆年间刊刻的《日下旧闻考》一书记载,此街原名"鼓楼斜街",清末改称"烟袋斜街"。

据说,当时居住在北城的旗人,大都嗜好抽旱烟或水烟,烟叶装在烟袋中。由于烟袋的需求与日俱增,所以斜街上一户一户开起了烟袋铺。这条街上的烟袋铺,大都是高台阶,门前竖一个木制大烟袋当幌子。黑色的烟袋杆儿,金色的烟袋锅儿,这样的标志真可谓生动形象至极。在烟袋斜街的东口路北有一家"双盛泰"烟袋铺,门前竖着的木雕大烟袋,足有一人多高,粗如饭碗一般,金黄色的烟袋锅上还系着条红绸穗,十分醒目。这"双盛泰"的大烟袋真称得上是北京同行业中的头号大烟袋了。

除此之外,烟袋斜街本身就宛如一只烟袋。细长的街道好似烟袋杆儿,东头入口像烟袋嘴儿,西头入口折向南边,通往银锭桥,看上去活象烟袋锅儿。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以"烟袋"命名斜街,真可谓名副其实了。

烟袋斜街的名字越叫越响,一直流传到今天。

银锭桥

银锭桥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的前海和后海之间的水道上。为南北向的单孔石拱桥,因形似银锭故称银锭桥。是什刹海的风景之一,燕京小八景之一。过去站在银锭桥上可遥望西山,景名为“银锭观山”。1984年,原桥拆除重建,仍以银锭为名。

鼓楼

鼓楼位于北京市中轴线上、鼓楼东大街与地安门外大街交会处。与钟楼一起,元、明、清时为北京全城报时中心。“暮鼓晨钟”使全城有序可循。

1924年后停止,1990年起,每年除夕恢复鸣钟击鼓。

鼓楼是一座单体的木结构古代建筑物。灰筒瓦绿剪边,重檐歇山项,通高46．7米,通面宽34米,通进深22．4米,檐下有单昂单翘五踩斗,旋于彩画。楼底层共有拱券式门八座；南北各三座,东西各一座。北墙东侧有旁门,内有登楼石阶梯,南北向倾斜45。,共60级,然后拐弯向西,东西向倾斜45。,亦有9级,即攀登69级石阶梯方到达二楼。

二楼四面均有六抹方格门窗,四周有廊,宽约1．3米,带木护栏,望柱高1．55米, 建筑面积为1925平方米。第三层是暗层。整座建筑坐落在高约4米的砖石台基上,通宽为56米,通进深为33 米。南北有砖砌阶梯,东西为墁坡路。鼓楼总占地面积约为7000平方米。南侧门前有石狮子一对,高约1．25米。

更鼓,为报时器具,置于鼓楼二层上,原有25面,其中,大鼓1面、小鼓24面(以代表1年24个节气)。现仅存大鼓 一面。这面大鼓鼓面直径约1．5米,是用整张牛皮蒙制的,但鼓面已是刀痕累累,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日本军队所为。

鼓楼击鼓报时,有一定的规律。每晚7时“定更”,击鼓两通,共108声,以后,每个更次都击鼓两通108声,直至五更(晨5时)击最后的“亮更”鼓。击鼓也有一定的节奏,至今,北京仍流传着“紧十 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之说。

鼓楼上原有铜壶滴漏一座,但早已遗失无考。载：“鼓楼之铜刻漏制极精妙,故 老相传,以为先宋故物,其制为铜漏壶四：上曰‘天池’,次曰‘平水’,又次曰‘万分’,下曰‘收水。口安挠神,设机械,时至,则每刻击铙者八,以壶水满为度。涸则随是增添,冬则用火温之。”当时,钟、鼓二楼击鼓撞钟均以此为度,到了清代改用时辰香计时后,漏壶计时法方废止。

麒麟碑,原在麒麟碑胡同,传说是明代仇鸾府前石影壁浮雕麒麟,故名之。后因仇鸾势败,这块碑被埋在地下,清末民初出土后。被移到鼓楼内。

1949年后,成为“东城区文化馆”的馆址,1984年对鼓楼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 =*">

⑹ 一些北京胡同的名字和名字的由来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当北京日益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在担心：胡同是否会消逝？大概正因为如此，有人又拣起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话题：胡同是怎么成为街巷的名字的？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

考其来源，最初的“胡同”这两字的外面都包着个“行”字，指明声音是“胡同”，意思是行走之地。那么“胡同”之音又从何而来呢？汉语中此两字的声音全无讲解呀！查查典籍，较早见到“胡同”的说法是在元曲杂剧，比如《张生煮海》中，梅香姑娘有“我住在砖塔胡同”的台词，这说明“胡同”一词产生在元代。所以《宛署杂记》考证道：“‘胡同’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兽取胡人大同之意。”这说法不一定对，因为元人即蒙古人，不会称自身为“胡人”，怎会取“胡人大同”之意呢？另一说法倒有些道理，今内蒙语的“浩特”变音写成汉文“胡同”。蒙语“浩特”是城镇之意，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即叫“呼和浩特”（青色之城的意思），那么，蒙古人统治的元代，将蒙语引入是不奇怪的。

一、“胡同”最初不是汉语

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二、胡同与井关系密切

有的学者认为，胡同是从“忽洞格”———井转变过来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先从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从一片荒野上建设起来的。它的中轴线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宫也是傍“海”而建的。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区，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的，以工地工场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场命名的等等。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于音译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试举几例：屎壳郎胡同，这名字多难听、多丑陋！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朝内有个“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 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这不是牵强附会，白帽胡同旁边，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猪毛胡同”附近曾有个“朱家胡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杨茅胡同附近就是杨梅竹斜街。

年代久远，有些发音被念走了样，这也不足为怪：汉语地名念走了样的难道就少么？不过有些蒙古语的地名难以考证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有几点还必须强调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钟楼：“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旧北京的井窝子。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北京居民的饮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没有私家专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图中的独轮车是专为人家送水的。

四、胡同与巷弄
“巷弄、胡同——巷去声，绛韵，古音胡贡反，本从共得声，读若‘弄’，至后汉始读今音，胡绛切。楚辞巷字作街。《诗经·郑风·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巷和迭叶韵，读弄音。弄出于楚辞，春秋楚国地方，即今两湖、江苏、安徽等地。故南北朝时，《南齐书》所载：‘萧鸾弑其君于西弄。’注：‘弄，巷也。’西弄，即西巷，急读为弄，缓读为徊，即胡同。今北京街道称为胡同，上海人将‘小巷’叫‘弄’，即此之故。近人程树德说胡同为元代北方蒙古族方言，自元始传人中国

⑺ 颁赏胡同名称的由来

原来的名字叫板场胡同、板肠胡同（良乡胡同并入)后来更名为颁赏胡同 是由谐音而来 因后清几个王府都曾经位与这里 可能名字由来也同这些王爷有些关联。

⑻ 北京胡同名字的由来

北京胡同名有多种来由：一是从名人来，如吴量大人胡同，史家胡同；二是从地形来，如鸡爪胡同，八道弯胡同；三是从生意来，如糖坊、白纸坊、六铺炕；四是从官府来，如本司胡同、东厂胡同，太仆寺街（太仆寺是政府机关）；五是从寺庙来，如夕照寺街，净土胡同；六是从水井名，如王府井，苦水井胡同；七是从学校来，如府学胡同；八是从建筑来，如达智桥，砖塔胡同。

⑼ 老北京胡同名字的由来

北京有多少胡同呢？据文献记载，在明代就多达几千条，其中内城有900多条，外城300多条。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后来合并了一些旧名，新命名了一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又拆迁改造了一些，发展至今，北京市有街巷名称的约4000多个。
胡同是元朝的产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据说这蒙古语的意思是指水井。莫非那时候每条胡同都挖有一眼水井（作微型水库），供居住的军民饮用？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来自沙漠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是很重视水源的。
胡同与四合院的完美组合。体现出元大都统治者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聪明之处。胡同横平竖直，四合院错落有致，怎么看都像是军事化管理的结果。有了胡同的分割与疏通，北京城便成了一座由游牧民族安营扎寨的大军营。难怪汪曾祺要赞叹：“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有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方位感强恐怕也是蒙古人的遗传，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游牧时，一般都要根据日出日落来辨认方向，才不至于迷路。
2
北京的胡同，看上去似乎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模样。其实不然，每条胡同都有个说头儿，都有自己的故事，里面有许许多多奇闻趣事。
北京的胡同不仅仅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衢道，它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京城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舞台，它记下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并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好象一座座民俗风情的博物馆，烙下了人们各种社会生活的印记。漫步其中，到处都是名胜古迹，细细品味又似北京的网络全书，不少胡同中的一块砖、一片瓦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如今，随着北京建设的飞速发展，京城的许多胡同逐渐被高楼大厦所替代，也有一些胡同得到保护，成为中外游客观光的一景。我们从新影厂拍摄的纪录影片资料中，挑选出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胡同画面照片，供广大网民朋友细细品味。

过去北京的胡同遍布京城，老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北京曾有胡同6000多条，若把这些胡同连起来，长度不亚于万里长城。

在众多的胡同中，年代最久远的就算三庙街胡同了，三庙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900多年前的辽代，当时叫“檀州街”，北京城经过了几百年的变迁，可三庙街胡同始终保持着900年前的姿态，静静地候在北京的一角，看着北京人一代代繁衍，观着北京城一步步的演变，这个数百岁的“老人”就是新、老北京的见证。

北京的胡同宽窄不一，宽的敞亮，窄的幽深。最窄的胡同是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钱市胡同，最窄处仅有40厘米，仅能容一个身材“苗条”的人通过。

北京有胡同大多直来直去，但也有弯曲迂徊的，北京新桥附近有个九道湾胡同，共有二十多个弯，若到这儿来访亲会友，这一忽左拐，一忽右拐，拐来拐去，待找到门了，也拐晕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您能在这条胡同里经受住了考验，您准保不会在北京的胡同中迷路了。

北京胡同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苍桑，它是老北京人生活的象征，是北京古老文化的体现，现如今，国家非常重视北京胡同的文化发展，北京旅游局在一些保护较好的胡同中，开辟出了游览专线，旅游者可乘坐旧式三轮车游览胡同，还可到住在胡同里的百姓家作客。北京的胡同文化就这样传播到了全世界。

⑽ 北京胡同名字的由来是什么

北京胡同名称的由来

解放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北京城区比解放初扩大三倍多。新建各类房屋面积，相当于建了10个旧北京城。

北京有多少胡同呢？据文献记载，在明代就多达几千条，其中内城有900多条，外城300多条。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后来合并了一些旧名，新命名了一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又拆迁改造了一些，发展至今，北京市有街巷名称的约4000多个。

为保护古都风貌，维护传统特色，北京城区划定了二十余条胡同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像南锣鼓巷、西四北一条至八条等就被定为四合院平房保护区。

自元大都以来形成的老北京胡同成棋盘式格局。胡同的形成和发展，在其名称上也留下了历史变迁的痕迹，并反映出社会风情。
"胡同"即小街巷，在上海（南方）称"弄"。明代以后被官方规范为"胡同"。过去一般认为"胡同"是蒙古语城镇的音译或是蒙古语"水井"的借词，因为凡有居民聚落处必有水源（井），北京城区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区由来以久。最近《北京晚报》又刊登了新的考证文章，认为"胡同"不是蒙古语"水井"的借词，是汉语。
每条胡同一形成，人们自然会给它起个名，这个名称一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叫开了，就确确实实地代表了这条胡同在整个城市中的方位，成为人们交往、通信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标志。这是胡同名称的实用指代作用。
由于胡同名称从元朝开始形成胡同起，一直都只是靠人们口头相传，至于用文字写在标牌上挂在胡同口上，只是民国后才有的。

北京的胡同虽然看起包罗万象，既有河湖海（大江胡同、河泊厂胡同、团结湖、海滨胡同）、山川日月（图样山胡同、川店胡同、回升胡同、月光胡同）、人物姓氏（张自忠路、贾家胡同）、市场商品（菜市口胡同、银碗胡同）、工厂作坊（打磨厂、油漆作胡同）、花草鱼虫（花枝胡同、草园胡同、金鱼胡同、养蜂夹道）、云雨星空（云居胡同、雨儿胡同、大星胡同、空厂）、鸡鸭鱼肉（鸡爪胡同、鸭子店、鲜鱼口、肉市街）等等，名目繁多，令人看着眼花缘乱，但如果认真分析，还是有其自个儿内在的规律的。

多以衙署官方机构、宫坛寺庙、仓库作坊，桥梁、河道、集市贸易、商品器物、人物姓氏、景物民情等决定胡同、街巷的名称，其中许多沿用至今。

1.以形象标志来命名

因而好多胡同都是以一个较明显的形象标志来命名的，这也表现出北京人的实在、直爽和风趣，象较宽的胡同，人们顺嘴就叫成了“宽街”、窄的就叫“夹道”、斜的就叫“斜街”、曲折的叫“八道湾”、长方形的称“盒子”、短的有“一尺大街”、低洼的有“下洼子”、细长的叫“竹杆”、扁长的称“扁担”、一头细一头粗的叫“小喇叭”等等。

还有以特殊标志命名的胡同，如堂子胡同、石虎胡同、柏树胡同（今百顺胡同）、铁狮胡同等。此外，还有以当地特点或形状命名的胡同，如耳朵眼胡同、罗圈胡同、椅子圈胡同等。

2.以地名命名

早年间，最显眼、最突出的标志就要数城门、庙宇、牌楼、栅栏、水井、河流、桥梁厂，所以就出现了以此命名的西直门内、外大街、前、后圆恩寺胡同、东四（牌楼）、西单（牌楼）、大栅栏（老北京人读成：大市腊）、水井胡同、三里河、银锭桥胡同等胡同名称。

3、树木植物

有的小胡同附近没有这些特别显眼的标志，胡同中种的树多，就有了柳树胡同，枣林胡同、椿树胡同等以树命名的胡同。

4、方位

许多胡同在起名时为了好找，还在胡同名称前加上了东、西、南、北、前、后、中等方位词，象东坛根胡同、西红门胡同、南月牙儿胡同、北半壁胡同、前百户胡同、后泥洼胡同、中帽胡同等。

5、北京的土语

因为胡同名称是住在胡同里的北京人自发起的，所以有不少北京的土语在里边，象背阴儿胡同、取灯儿胡同、闷葫芦罐儿胡同、答帚胡同、胰子胡同、嘎嘎胡同等。

还有不少胡同带有儿音，更显得京味儿十足，象罗儿胡同、鸦儿胡同、雨儿胡同、上儿胡同、帽儿胡同、盆儿胡同、井儿胡同等。

6、吉祥话

有些胡同名称还能表露出人们的美好愿望，人们总乐意用一些吉利的字儿来给胡同起名。象带有什么“喜”啊、“福”啊、“寿”啊等字眼的胡同就有喜庆胡同、喜鹊胡同、福顺胡同、福盛胡同、寿长胡同、寿逾百胡同等等。还有带着“平”啊、“安”啊、“吉”啊、“祥”啊字眼的平安胡同、安福胡同、吉市口胡同、永祥胡同等等。

还有富于浪漫色彩的胡同名称，如百花深处、杏花天等，也有可笑的狗尾巴（老北京人读作“狗乙巴”）、羊尾巴烊乙巴）胡同等等。

7、以衙署官方机构命名的胡同

如禄米仓、惜薪司、西什库、按院胡同、府学胡同、贡院胡同、兵马司等，以皇亲国戚、达官贵族的官衔命名的胡同如永康侯胡同、武定侯胡同、三保老爹胡同（三保太监郑和故居今名三不老胡同），吴良大人胡同等。

8、以市场贸易命名的胡同

如鲜鱼口、骡马市、缸瓦市、羊市、猪市、米市、煤市、珠宝市……

9、以寺庙命名的有隆福寺街、大佛寺街、宝禅寺街、护国寺街、正觉寺胡同、观音寺胡同、方居寺胡同等。

10、以手工业工人和一般居民姓名命名的胡同有砂锅刘胡同（今大沙果胡同）、汪纸马胡同（今汪芝麻胡同）、骟马张胡同（今栓马胡同）、孟端胡同、刘汉胡同（今刘海胡同）、安成家胡同（今安成胡同）。
11、胡同与人名

北京的胡同，名字很有讲究，是我们研究明清社会的参考资料。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后，他的功臣大都居住在北京，不少胡同以此得名。

如永康侯徐忠住宅所在的胡同就叫永康侯胡同，即今天北城的永康胡同。武安侯郑亨住宅所在的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后来错叫武王侯胡同，即今天的西四北八条。

明初大将军徐达长期居住在北京，他的长女嫁给了当时的燕王朱棣。朱棣攻打南京时，徐达第四子增寿为朱棣通风报信，被建文帝杀掉。朱棣进南京后抚尸痛哭，他即位后就追封徐增寿为武阳侯，不久又封定国公，定国公徐氏居住的街巷就叫定府大街，也就是今天北城的定阜街。

至于今天的三不老胡同是三保太监郑和故居所在地。郑和人称三保老爹，他居住的胡同叫三保老爹胡同，后来讹称为三不老胡同。东城的无量大人胡同，即今天的红星胡同，是吴良大人胡同的误称。吴良是明太祖手下大将。

明朝中叶以后商业经济发达起来，当时有些个体劳动者也以他们出色的劳动为他们居住的胡同留下了名字。如明朝南城有个姓唐的洗布帛的劳动者，他们居住的胡同就叫唐洗白街，即今天崇文区的唐洗泊街。

宣武区有条粉房琉璃街，那是粉房刘家街的误称。东城有个姓姚的手工业劳动者，铸锅铸得好，他家所在的胡同就叫姚铸锅胡同，后来被讹称为尧治国胡同，就是今天北京站西街附近的治国胡同。

北城有个豆腐陈胡同，后来讹称豆腐池胡同。明朝还有个特点，当时制作祭祀用的纸马铺很多，这反映了明朝宗教活动盛行。胡同名字中就有汪纸马胡同、何纸马胡同，今天都已讹称为汪芝麻胡同、黑芝麻胡同了。

北京的胡同名称，实际上是以人为中心的，有的胡同直接以人名来命名。也有不少胡同虽没以人名来命名，但其中却有名人故居，像米市胡同里有康有为故居、北半截胡同中有谭嗣同故居、珠朝街有孙中山先生到过的中山会馆、小杨家胡同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护国寺街有梅兰芳故居，后圆恩寺胡同有茅盾故居、西四北三条有程砚秋故居等等。而其它各类胡同名称虽不是直接以人名来命名的，但也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关系。

象文丞相胡同、张自忠路、赵登禹路等胡同的名称都是人们为了纪念民族英雄而命名的，从而明显表达了人们对民族英雄的敬慕。这就说明胡同的名称绝不仅仅只有实用的指代作用，还具有美学功能和人文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