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季羡林 啊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喽啰们曾两次蹿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它说的是实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地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儿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读若xi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个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儿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儿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戗——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儿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点儿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② 如何评价季羡林
中国近现代以来,有很多勇于发声的人出来,他们或写文章或领导工人,学生的反抗斗争,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人物就是1911年出生在山东聊城的季羡林。
季羡林先生的文学功底是毋庸置疑,而且还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和文学历程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文学家,翻译家。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也要学习季老这种坚持不懈,不畏艰难的学习精神。我们也要多读读季老的文章,说不定会有别样的启迪。
③ 季羡林的名字
季先生乳名喜子,羡林这名儿,是他叔父取的。从前取名讲究辈分,"林",是季羡林的行辈,如:他的一个堂兄叫元林(不幸被绑匪撕票),一个堂妹叫惠林。"羡",自然指歆慕。叔父是一有知识有讲究的人,为什么给他起名"羡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结合他的号"希逋",当然也是叔父取的,一个"羡",一个"希",把"羡林"和"希逋"加以对照,不难看出,叔父在他身上寄托的文化偶像,是北宋那位诗人林逋。
麻烦采纳,谢谢!
④ 季羡林是谁的老师
本科生1946年,季羡林经当时在英国医治眼睛的老师陈寅恪介绍,从德国回中国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主任。
这个东方语言文学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的(抗日战争前的北大有一个东方文学系,只有日本语专业,周作人做主任,芦沟桥事变以后停办)。
创系师资是季羡林(梵语、巴利语,兼主任)、金克木(梵语、巴利语)、马坚(阿拉伯语)、马学良(彝语)、于道泉(满文、蒙古语)、王森 (藏学)(藏语)。
最早的上级领导是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代理校长傅斯年(1946年到1947年)和校长胡适(1947年到1948年)。
1952年院系调整,设蒙古语、朝鲜语、日本语、泰语、印尼语、缅甸语、印地语、阿拉伯语9个专业。
1960年开设梵语、巴利语专业,招收第1批17本科生赵国华、蒋忠新、黄宝生、郭良鋆、马鹏云、韩霆杰、张保胜、张敏秋、梁化仁、许顺庆、周玉华、赵炳双、马青川、陈贞辉、莫泽香、黄恒斌、钟芳云,在季羡林和金克木指导下系统学习梵语、巴利语。
1984年梵语、巴利语专业第2次招生,有钱文忠、陆扬、周春 (梵语)、刘孟、梁立军、张守川、肖威、王旬7位入读,由蒋忠新和郭良鋆这2位季羡林和金克木的学生)主持教学,1位被选送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4位被选送到德国汉堡大学学习。
季羡林做东语系主任超过30年(1946年到1966年20年,改革开放后又再任),任期内东语系本科各语种专业的在读生和毕业生在义理上都是他的学生。
[编辑] 研究生季羡林培养了5位硕士和5位博士,共指导了9位研究生(王邦维硕士生博士生阶段都是季羡林培养,在季羡林指导下读了3年硕士生5年博士生)。
最早招收的硕士生是1978年的任远和段晴,1979年收了王邦维和葛维钧,4人在1982年毕业,是季羡林培养的第1批硕士。
王邦维硕士生毕业后在季羡林指导下读博士生,1987年成为季羡林培养的第1位博士。
1991年毕业的钱文忠是季羡林培养的第5位硕士(同时是季羡林指导的最后1位硕士生),同1年,季羡林培养出第2位博士辛岛静志(日本人,同时是季羡林仅有的1位不是中国籍的研究生)。
季羡林培养的第3位博士是1996年读完的李南,1998年读完的高鸿是第4位博士,2000年读完的第5位博士刘波是季羡林指导的最后1位研究生和最后1位博士生。
[编辑] 磕头学生季羡林的学生钱文忠后来向老师磕头,并且在自己的《瓦釜集·后记》里说“我不仅从不讳言,而且为此自豪,我自己是按礼磕头拜过师的。”
他向传媒表示,每年老师生日,自己都会磕头拜寿。
其中1次被中央电视台录播,引起许多讨论。
⑤ 季羡林的原名是什么
季羡林(1911.8.6~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惟一的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⑥ 季羡林对国家的贡献有什么
1911年,季羡林出生于山东西部最穷的临清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穷的人家。六岁那年,季羡林离开母亲,到济南随叔父读书,他的命运从那时开始改变。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在清华,季羡林旁听了许多大师的课。
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旁听课,对他日后发展影响深远。吴宓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课和“英国浪漫诗人”课他印象最为深刻。他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而最成功的则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最终与其成了忘年交。
几年后,季羡林以四年全优成绩大学毕业。1935年,他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国留学,开始学习他所热爱的梵文、佛学、印度学。
“我要走的路终于找到了,”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到,“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季羡林师从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后,年已八旬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他一个中国学生。西克教授不久就告诉季羡林,要把平生的绝学全部传授给他,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以及费了20年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吐火罗文是已经消失的古代中亚语言,全世界约有不超过三十个人,懂得这种语言。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完成学业准备回国的季羡林被阻隔在德国。学习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他头顶上飞机在飞,机声隆隆。他肚子里饿肠雷鸣。他是乐此不疲。”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季羡林在德国整整呆了十年,这十年也成为他学术的春天。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季羡林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1946年回国后,季羡林立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创办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他只有35岁。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清晨四点多,季羡林便起床写作,他家里的灯是北京大学亮得最早的一盏灯。古人曾用闻鸡起舞来形容勤奋吃苦的人、而季羡林恰如其分。
十年浩劫,季羡林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守电话,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他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他想到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梵文写的《罗摩衍那》。他就晚上把梵文译成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守楼时,脑袋不停止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
翻译工作历经十年,1983年,一百万字的《罗摩衍那》终于出版,中国有了第一部中文版的《罗摩衍那》,季羡林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季羡林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没有“文革”,两万多颂、8卷本的《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
1983年,季羡林得到了一本新疆出土的古代抄本残卷。此前,见过抄本的人看不懂书中的一个字母。那是用吐火罗文抄写的《弥勒会见记》,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多的一个吐火罗文资料。七十多岁的季羡林用了十多年时间一个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以中、英文写成专著,并把世界吐火罗文的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先生已经疾病缠身,而那个阶段,他的婶母、女儿、夫人、女婿相继离开了他。他变得更加沉默,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糖史》的研究和写作上。终于,季羡林完成了八十万字的《糖史》。《糖史》充分利用史料,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糖的文化技术交流史;并涉及世界四十个国家六个地区糖的制作技术与文化的交流。《糖史》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集大成者。季羡林以这部呕心沥血之作阐述了“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的观点。
几十年来,季羡林写下了一千一百多万字的学术专著,一百多万字的文学散文。他在敦煌学、印度学、佛教学、中印文化交流研究领域有杰出成就,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理论、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中国翻译史、比较文学等领域卓有建树。
60年前,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还是受人欺凌的地方,东方学是一个在中国甚至都无人问津的领域。而在季老的领导下,在东方学者经过60年的长期努力下,东方学从无到有,已然成为今天的显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受人瞩目。诚如东方学研究院所说,季老“宏文大著,流传于天下;道德文章,享誉于神州”。是季老在中国开创了东方学这门学科,中国的东方学是和季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季老今天已经96岁高龄,他“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而且自嘲为“四半老人”,但仍然又读又写,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自己,欲罢不能。正是为让中国文化的薪火传下去,他承担着延续国家文化的重任。
季老一生孜孜矻矻,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做着贡献。他坚持,没有新观点,决不写文章。对于我们这些后学者,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张中行先生生前说过,季老“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关,百官之富”。季老主张,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因为这种观点,有学者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初步划分为“底蕴论派”、“资源论派”、“诠释论派”,季老因为一贯反对“以论代史”的意识形态研究方法,而被划为持相对传统、本位立场的“文化基调论”学者——“底蕴论派”。季老注意到过去的中国历史,只偏重于写黄河文化,认为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忽视了其他地域文化。他认为黄河流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和南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至少可以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而且与域外的交流也有了一些。季羡林先生注意到最近的考古发掘在南方各地发现了许多新东西,这证明南方文化、长江文化当年水平相当高。楚文化、长江文化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因此才能产生像屈原这样伟大的作家。如果北方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能够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写起来就全面了。
先生认为,考证是做学问的必由之路。考证用得着胡适先生说过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是不受旧有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提出以前没有人提出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但是假设提出之后,要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有的假设必须完全扬弃,重新再立,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这叫小心求证。先生写的学术文章都要提出新的看法。为了严密,先生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先生郑重声明: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考证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已。
季老本来是一个喜欢考据不喜欢义理的学者,到80多岁以后,却“老年忽发义理狂”,突然喜欢起义理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十多年来发表了多篇谈义理的文章,其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论。专就东、西文化而论,他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20世纪末可能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李老至今已经发表了多篇涉及到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内容的谈义理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是在“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不薄西方爱东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文化将再现辉煌的“河东河西论”。
他认为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宗教,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保持活力。宗教是人生的一种需要。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宗教的消灭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即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对任何宗教,一方面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
他主张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文化体系是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他认为世界文化共分为四个大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欧美文化。希伯来文化很难成体系,不是属于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就是和希腊文化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季老发前人之未发,深刻地指出: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没有文化交流简直不能想象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而文化交流的范围是广阔无垠的,既包括物质文化的交流,也包括精神文化的交流。中国自先秦时代起,就不断地与周围对内对外进行交流。对内是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对外是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世界上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构成的东方文化,和希腊罗马乃至欧美文化构成的西方文化之间不断地进行文化交流,形成了今天世界上灿烂辉煌,千姿百态,各具特长而又互相联系的文化,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幸福和繁荣。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文化在汉唐时代如日中天,既吸收外来文化,又把自己的优秀文化毫无保留地送给东西方的其他国家,罗盘、火药、造纸、印刷传遍了整个世界。80多万字的中外《糖史》是他文化交流的代表作。
这些新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影响越来越大。至于季老的专业领域印度学,几乎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有新创见,不断被人引用。佛学史领域,先生是国内外为数有限的,能真正利用原始佛典
⑦ 季羡林的名字用拼音书写时怎样
Ji xian lin
⑧ 季羡林的名字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享年98岁),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⑨ 我想知道季羡林先生是个什么大人物,我听过他的名字但不了解很多。
季羡林(1911.8.6—2009.7.11),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
获得的主要奖项有:
1986年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1987年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
1989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1992年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1992年,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7年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
1998年德黑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99年《季羡林文集》(24卷)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2000年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获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
2000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
2006年9月26日,在中国译协庆祝国际翻译日•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季羡林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⑩ 季羡林老先生的字“希逋”怎么解释
这要从季羡林先生的名字来讲,季先生名羡林,羡林这名儿,是他叔父取的。“羡”,自然指歆慕。叔父是一有知识有讲究的人,为什么给他起名“羡林”,这要结合他叔父给她起的字“希逋”,一个“羡”,一个“希”,把“羡林”和“希逋”加以对照,不难看出,叔父在他身上寄托的文化偶像,是北宋诗人林逋。
林逋,宋代诗人,杭州人,又名林和靖,字君复,少壮力学,长期漫游于江淮,四十而后,隐居西湖孤山。他对官场和政治彻底失望,尝谓:“荣显,虚名也;供职,危事也;怎及两峰尊严而并列,一湖澄碧而画中。”晚年遁迹山水,寄情草木,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
林逋有首《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相信你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