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伟大街名字由来

㈠ 张自忠路的名字来历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

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得到新中国认可。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条街道得以在新中国继续沿用的原因。

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几千条，街巷名称涉及人物的，有以其官职命名的，如文丞相胡同，在东城区府学胡同内文天祥祠堂东侧，以纪念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得名。

有以其爵位命名的，如广宁伯街，在西城区辟才胡同以西，明朝功臣广宁伯刘荣的伯爵府原在此街得名。有以其特长技艺命名的，如刘兰塑胡同，在西安门大街路北，以元朝塑像高手刘元得名。

正式以现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处，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

这三位英烈，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早年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在担任29军将领期间，自1934年29军驻防京津地区后，都曾在北京居住过。

张自忠，山东省临清县人，时任29军38师师长，“七七事变”时，正在天津兼任市长。

1937年7月28日夜，29军残部奉命撤往保定，张自忠受命代理北平市市长。他不愿在沦陷后的北平与敌伪周旋，遂于当年9月弃职秘密潜往天津，转道南下，率59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后因对日作战功勋卓著，升任为第33集团军上将司令，并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湖北“枣宜战役”中，身中六弹，牺牲在湖北南瓜店十里长山战场上。张自忠是中国抗战牺牲在前线的官阶最高的将领。

今天在北京府右街张自忠故居改建的自忠小学院内，还立有张自忠纪念碑，上刻周恩来当年题写的悼词：“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铁狮子胡同，因明朝崇祯皇帝宠爱的田贵妃之父田弘遇都督府在此，门前有一对铁狮子而得名。当年市政公所公布此街为“二等街道，宽十公尺。”

这三条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名称，在解放后继续沿用。“文革”时期，佟麟阁路改称四新路，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张自忠路改称工农兵东大街。“文革”过后，拨乱反正，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月决定恢复原名。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

1952年6月11日，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是得到新中国认可，并庄重给予纪念的。

(1)学伟大街名字由来扩展阅读：

道路简介

北京张自忠路属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地区，是“平安大街”的一段，东起东四十条西端，西止地安门东大街东端，长700余米；南侧与南剪子巷相通，北侧自东向西与中剪子巷、麒麟碑胡同相通。

张自忠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见证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1925年3月12日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于铁狮子胡同23号的行辕，1926年3月18日在铁狮子胡同3号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1954年，将地安门东大街、张自忠路及东四十条西段全长2506米的道路拓宽为10米至12米，张自忠路由胡同变成了大街。

1999年，将东起东四十条立交桥，西止官园立交桥全长7062米的道路拓宽为28米至33米，成为北京城区东西6条干道之一，为表达方便统称为“平安大街”，张自忠路是其中的一段。

㈡ 中国太原迎泽大街名称的由来

中国太原迎泽大街名称的由来：

迎泽二字源于太原古城大南门——迎泽门，明朝扩建后，太原城周长二十四里，高三丈五尺，外侧包砖，共开八门，东曰宜春、迎晖，俗称大东门、小东门，西曰振武、阜成，俗称水西门、旱西门，北曰镇远、拱极，俗称大北门、小北门，南曰迎泽、承恩。

也就是民间所谓的大南门和新南门。大南门的地名至今仍在沿用，而迎泽二字，更是成为太原城建史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迎泽区，迎泽大街、迎泽大桥、迎泽公园、迎泽宾馆等等。

甚至还有迎泽啤酒、迎泽肥皂。迎泽、承恩之名来自于一首古老的民歌《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这首相传是舜帝时代歌颂南风造福于运城盐池人民的民歌，大意是说世间万物都迎承南风的恩泽。于是，两座南门分别被命名为迎泽门和承恩门。

(2)学伟大街名字由来扩展阅读：

迎泽大街分别修建于1956年，1959年，1976年，1985年，于1996年全线贯通，道路规划红线宽为70米、66米。

现状道路为三块板断面，其中机动车道宽20米、26米、28米、31米。与迎泽大街相交的主要城市道路平均交叉口间距为600米。

2008年，迎泽大街进行了全线改造升级，将原有车道扩至宽敞的八车道。更整顿了周遭建筑，整体形成了龙城的又一大景色。

古城太原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全国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所以，整个迎泽大街以“复古”“典雅”为特色，在大街两边，筑起了棕铜色的柱栏，话亭及座椅等等。

㈢ 帮忙介绍一下苏州各个街，路的名字的历史由来

在南方的地名中，塱、浪、朗三字几乎是“通假”的，音[lang]：塱，粤语为高平之地，引申为“垫”——“塱起”，清远高田有“高塱”。音同讹为浪、朗。
所以，大浪原名大塱，因境内有一块很高的平地得名。因为地势高，通行困难，所以成为深圳较晚招商引资，村民较晚分钱的地方。所以，在招商引资初期，该处较贫穷，本地少女失足者甚众。
2004年深圳开始实行农村城市化改造，大浪村变成了一个社区，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紧接着2006年大浪又从龙华街道分出来，成立了一个新的街道，大浪终于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了，大浪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以后，大浪的面貌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大浪，与浪花和浪荡一点关系也没有。

㈣ 一些地名的有趣来历。

1、武汉卓刀泉：

相传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曾驻兵于武昌伏虎山麓一带。当时部队缺乏饮水，“羽用刀卓 也”，于 是“水涌成泉”，故名卓刀泉。明朝初年，楚昭王朱祯喝过这儿的泉水，极为赞赏，于是筑井台建井亭，并手书“卓刀泉”三字。

㈤ 交道口南大街 府学胡同 名字的由来

东城区府学胡同，因胡同内的顺天府学而得名。顺天府学是明清两朝的官办学校，因为顺天府学常出进士，史料上将府学胡同又称之为“进士”胡同。

㈥ 唐人街的名称是怎么由来的

唐人街最早叫“大唐街”。1673年，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日本，唐时始有人往彼，而居留者谓之‘大唐街’，今且长十里矣。”1
“唐人街”这词见于1872年。那一年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有：“金山为各国贸易总汇之区，中国广东人来此贸易者，不下数万。行店房宇，悉租自洋人。因而外国人呼之为‘唐人街’。建立会馆六处。”1887年，王咏霓在《归国日记》中也使用了“唐人街”：“金山为太平洋贸易总汇之区，华人来此者六七万人，租屋设肆，洋人呼为唐人街。六会馆之名曰三邑，曰阳和。”王咏霓的这句话与志刚的差不多。在这之前，王可能看过《初使泰西记》，因此，他在这里沿用了志刚的“唐人街”。“唐人街”是粤人华侨自创的名称。
“唐人街”其实不是街，而是城。1875年，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就称唐人街为“唐人城”。张通英语，英语称唐人街为 Chinatown。其实，在这以前，张德彝更为直接，他将 Chinatown 直译为“中国城”，如《航海述奇》（1866年）：“抵安南国，即越南交趾国……再西北距四十余里，有‘中国城’，因有数千华人在彼贸易，故名。”
“中国城”后来一直有人在用，如1930年蔡运辰《旅俄日记》：“饭后再赴旅馆，新章五时亦至，候余甚久，公事毕，同游中国城。城在莫斯科中心，女墙高底，完全华式，华人名之曰中国城。”今人李欧梵有一篇有关唐人街的随笔，题目就叫《美国的“中国城”》（1975年），文章说：“唐人街是老华侨的温床、新华侨的聚会所。也是美国人眼里的小中国。也许我们应该把唐人街的英文原名直译过来，干脆称它为‘中国城’（Chinatown），可能更恰当一点。”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唐人街”还是要比“中国城”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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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强盛的朝代。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往往称自己是“唐人”， 他们聚居的地方便称为“唐人街”。 美国最大的“唐人街”在旧金山。旧金山的“唐人街”始于1850年前后。当年开发美国西海 岸的华工初来异国，人生地疏，言语不通，因此他们便集中住在一起，团结互助，休戚与共 。起初，他们开设方便华工的小茶馆、小饭铺，接着是豆腐坊、洗衣店等等，逐渐形成了华 工生活区。后来，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也经常光顾这里，他们称这里为“中国镇”，爱上了 这里的中国饭菜。后来，“唐人街”成了繁华街道，街上除了饮食业外，刺绣、中国古玩等 也都在当地享有盛名。同时，唐人街办起了华人子弟学校，从事中文教育。还有各种同乡会 、俱乐部、影剧院等，成了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特殊街区。 每逢春节，这里均耍龙灯、舞狮子，爆竹声中除旧岁，保留着中国传统的种种风俗。 事实上，唐人街遍及世界许多地方，只是有的地方不这么叫就是了。

㈦ 杭州著名的街道的名字的由来

松木场再往北有条路叫马塍路，其实那一带在有这条路之前就叫“马塍”。浙大学生，只要坐过817路公交车，应该都不会忘记这个地方。首先声明，“塍”念cheng，而大多数人包括公交车报站都念teng。“塍”，即田间土路之意；马塍地区原是皇家马苑跑马的地方，因而得名。当然，和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杭州不少地名留下了大家族的烙印，如骆家庄、蒋村、华家池、丁家山、茅家埠、章家桥、焦家村、方家棣等等，不计其数。当然，这些地名到现在也仅仅是个地名了，估计骆家庄一带已没几个人姓骆了吧。

㈧ 一些北京胡同的名字和名字的由来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当北京日益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在担心：胡同是否会消逝？大概正因为如此，有人又拣起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话题：胡同是怎么成为街巷的名字的？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

考其来源，最初的“胡同”这两字的外面都包着个“行”字，指明声音是“胡同”，意思是行走之地。那么“胡同”之音又从何而来呢？汉语中此两字的声音全无讲解呀！查查典籍，较早见到“胡同”的说法是在元曲杂剧，比如《张生煮海》中，梅香姑娘有“我住在砖塔胡同”的台词，这说明“胡同”一词产生在元代。所以《宛署杂记》考证道：“‘胡同’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兽取胡人大同之意。”这说法不一定对，因为元人即蒙古人，不会称自身为“胡人”，怎会取“胡人大同”之意呢？另一说法倒有些道理，今内蒙语的“浩特”变音写成汉文“胡同”。蒙语“浩特”是城镇之意，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即叫“呼和浩特”（青色之城的意思），那么，蒙古人统治的元代，将蒙语引入是不奇怪的。

一、“胡同”最初不是汉语

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二、胡同与井关系密切

有的学者认为，胡同是从“忽洞格”———井转变过来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先从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从一片荒野上建设起来的。它的中轴线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宫也是傍“海”而建的。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区，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的，以工地工场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场命名的等等。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于音译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试举几例：屎壳郎胡同，这名字多难听、多丑陋！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朝内有个“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 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这不是牵强附会，白帽胡同旁边，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猪毛胡同”附近曾有个“朱家胡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杨茅胡同附近就是杨梅竹斜街。

年代久远，有些发音被念走了样，这也不足为怪：汉语地名念走了样的难道就少么？不过有些蒙古语的地名难以考证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有几点还必须强调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钟楼：“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旧北京的井窝子。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北京居民的饮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没有私家专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图中的独轮车是专为人家送水的。

四、胡同与巷弄
“巷弄、胡同——巷去声，绛韵，古音胡贡反，本从共得声，读若‘弄’，至后汉始读今音，胡绛切。楚辞巷字作街。《诗经·郑风·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巷和迭叶韵，读弄音。弄出于楚辞，春秋楚国地方，即今两湖、江苏、安徽等地。故南北朝时，《南齐书》所载：‘萧鸾弑其君于西弄。’注：‘弄，巷也。’西弄，即西巷，急读为弄，缓读为徊，即胡同。今北京街道称为胡同，上海人将‘小巷’叫‘弄’，即此之故。近人程树德说胡同为元代北方蒙古族方言，自元始传人中国

㈨ 北京胡同名字的来历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当北京日益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在担心：胡同是否会消逝？大概正因为如此，有人又拣起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话题：胡同是怎么成为街巷的名字的？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

考其来源，最初的“胡同”这两字的外面都包着个“行”字，指明声音是“胡同”，意思是行走之地。那么“胡同”之音又从何而来呢？汉语中此两字的声音全无讲解呀！查查典籍，较早见到“胡同”的说法是在元曲杂剧，比如《张生煮海》中，梅香姑娘有“我住在砖塔胡同”的台词，这说明“胡同”一词产生在元代。所以《宛署杂记》考证道：“‘胡同’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兽取胡人大同之意。”这说法不一定对，因为元人即蒙古人，不会称自身为“胡人”，怎会取“胡人大同”之意呢？另一说法倒有些道理，今内蒙语的“浩特”变音写成汉文“胡同”。蒙语“浩特”是城镇之意，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即叫“呼和浩特”（青色之城的意思），那么，蒙古人统治的元代，将蒙语引入是不奇怪的。

一、“胡同”最初不是汉语

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二、胡同与井关系密切

有的学者认为，胡同是从“忽洞格”———井转变过来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先从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从一片荒野上建设起来的。它的中轴线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宫也是傍“海”而建的。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区，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的，以工地工场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场命名的等等。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于音译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试举几例：屎壳郎胡同，这名字多难听、多丑陋！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朝内有个“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 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这不是牵强附会，白帽胡同旁边，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猪毛胡同”附近曾有个“朱家胡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杨茅胡同附近就是杨梅竹斜街。

年代久远，有些发音被念走了样，这也不足为怪：汉语地名念走了样的难道就少么？不过有些蒙古语的地名难以考证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有几点还必须强调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钟楼：“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旧北京的井窝子。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北京居民的饮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没有私家专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图中的独轮车是专为人家送水的。

四、胡同与巷弄
“巷弄、胡同——巷去声，绛韵，古音胡贡反，本从共得声，读若‘弄’，至后汉始读今音，胡绛切。楚辞巷字作街。《诗经·郑风·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巷和迭叶韵，读弄音。弄出于楚辞，春秋楚国地方，即今两湖、江苏、安徽等地。故南北朝时，《南齐书》所载：‘萧鸾弑其君于西弄。’注：‘弄，巷也。’西弄，即西巷，急读为弄，缓读为徊，即胡同。今北京街道称为胡同，上海人将‘小巷’叫‘弄’，即此之故。近人程树德说胡同为元代北方蒙古族方言，自元始传人中国，(见《国故谈苑》卷二)实为误解。”（引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47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